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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部分（第1页）

我：“你帮我排一下版，打印几份，我有用。”

女儿：“行。”

妻子看了第一章的初稿，感慨道：

“过去的事你怎么记得那么清楚！”

我也奇怪：那些遥远的往事，好象寄存在一个箱子里，平时未曾理会，以为都不存在了；如今打开封存，突然发现一件件完完整整，有的竟历久弥新。这种不想保留却又抹擦不掉的回忆，非亲身历炼不可，非刻骨铭心不可。

这没什么可隐瞒的，我要将此事告诉他们，也是向他们正式表态。

我让女儿将第一章的打印稿连同我写的一封短信给他们寄去。还有同样的一份寄给了老四，算是通报了弟弟们。

信的内容如下：

常××　：　吕××　：（注）

这是我的自传体文学作品《母爱的阴影》第一章的初稿，请查收。后面的几章完成时也会给你们看的。

我要求你们为五十多年来对我的不公正道歉。

祝身体健康！

常无敌　2004。8

（注）：我直呼其名。这里且隐去四个字。

我的信和稿件用专递发出。从此之后，他们便“人间蒸发”了。

没有回信，没有电话，没有解释，没有争论，更没有歉意。他们对此置之不理。

其实拒绝答复就是一种答复。

这是在预料之中的。

首先，他们没有解释和争论的立脚点。和许多内心卑劣的人一样，只有在“不讲理”时他们才是有力和有利的；一讲理，他们就会变成弱者。

其次，他们觉得没有失去什么。我说的“太自私的人其实会失去很多”，他们根本听不懂。在区区的一点既得利益面临最后分配的时候，他们巴不得我能离开这个利益圈；这不但省去了公正的“麻烦”，也找到了不公正的口实。

“笑骂任人笑骂，好事我自为之。”正是他们的心态。

今日的“人间蒸发”与他们六十年前的“出奔”何其相似。

历史又回到了起点。

与此相映成趣的是，弟弟们都具备了“外交官”的风度——谨慎地“保持沉默”。

弟弟们是“既得利益者”，他们已沉默了几十年，他们已习惯于沉默。对他们的失语，我不想深责；但我要说的是，沉默就是自欺，而自欺是对良心的压迫。

对于我的父亲和继母来说，这可能是他们良心复活的最后一次机会；因为除我以外，已没有别人能够唤醒他们蛰伏的良心。

或许，我是徒劳的，他们的良心已死。

尾声

母亲八十三岁仙逝。

按照母亲的遗愿，姐姐将母亲的骨灰移至重庆娘家的祖坟安葬。

2005年清明，南京。我与妻子及姐姐的一家人，遥望重庆，祭拜母亲之灵。

母亲一生两次不幸：十九岁逼嫁，遇人不祥，夫死家无。二十五岁再嫁，未承想遇人不淑，二十九岁又遭变故。可以想见，母亲携年幼的姐姐回川之时，心情是何等的凄凉悲苦。彼苍者天，为何如此不公！彼匹夫匹妇，为何用心太忍！

此后含辛茹苦五十多年，自强自立，为女儿牺牲，也是为自己牺牲；向女儿证明，也是向命运证明：她不愧为“人”意义上的母亲，是真正的“人之母”。

好人多难，小人易逞。这是天道，抑非天道？

达尔文的最早鼓吹者赫胥黎，在其著作《进化论与伦理学》中就认识到“适者生存，优胜劣汰”规则所遭遇的尴尬：在植物界，最适于生存的是一些越来越矮小，越来越低等的苔藓和硅藻之类（动物界的蚊子和苍蝇也比老虎和熊猫更适于生存）。古往今来，许多大人物和小人物的悲喜剧也证明，最适于生存的不一定是优秀者（‘乞丐村’的洋楼主人无疑是找到了生存的适应之道）。所以他希望，社会的进化，“并不是那些碰巧适应于已有的全部环境的人得以生存，而是那些伦理上最优秀的人得以继续生存。”

这其实是一种天真的幻想。

因为“小人”总是多一些生存之道——作伪作贱和作恶，而且与时俱进地进化着；虽然这有时也是取败之道，但苟有成功，便奈何他不得，更何况我们的凡尘俗世是以成败论优劣的。

并不是取得“最适”生存之道的人都值得羡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