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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第1页）

1906年7月，戴鸿慈、端方等考察政治大臣从日本、美国到欧洲考察，一回到上海，张謇、汤寿潜等就四次谒见，竭力劝说他们迅速奏请立宪，不可再延宕。就是在这一年，汤寿潜向朝廷递了一份《为宪政维新沥陈管见事》，要求维持舆论，制定报律是用来保障而不是摧残报纸，以合乎宪政之名。在当时推动立宪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端方等抵达天津时，有8万名学生上书要求颁布宪法、更改官制、重定法律。可以说，这年9月1日颁布的&ldo;仿行宪政&rdo;上谕只是顺应了这一时代的呼声，其中确立了&ldo;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rdo;的原则。

消息传来，朝野上下、商学各界一片叫好声，到处奔走相告，认为这是千古未有的盛举，有人甚至喜极而泪下。&ldo;运会来，机缘熟，文明灌输真神速。……一人坐定大风潮，立宪及今朝。&rdo;扬州商学界自编的《欢迎立宪歌》传达的就是当时普遍的心声。预备立宪诏书在全国许多省份激起了热烈的反响，商界、学界、报界，纷纷开会庆祝。这一切完全都是自发的，不是官方组织的。在晚清经济发展中成长起来的自治组织和新兴的学校、报纸，成为宪政最坚定的支持力量。

汤寿潜写信给瞿鸿禨：&ldo;以五千年相延相袭之政体，不待人民之请求，一跃而有立宪之希望，虽曰预备，亦极环球各国未有之美矣。&rdo;他内心的欣喜毕露无遗。包括他在内的许多善良的人们，在专制暗夜中生活了多少个世代，真的以为清朝要踏上宪政轨道了，从此可以过上平等的人的日子了。不能嘲笑他们的愿望是天真的、可怜的，谁又能想到这一切都只是空头的许诺，只不过是水中月、镜中花？

1906年的预备立宪从官制改革入手，设立了专门机构‐‐编制馆，只用两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中央体制的改革，实际上的改动幅度很有限，仅以满、汉之分来说，改革以前，各重要部门大臣都是满、汉各半，改革以后名义上说满汉不分，实际上11个部的13名大臣、尚书中，满族占了7人，蒙古族1人，汉族只有5人，反而不如改制前。立宪派由此感到失望。

中央体制大致上确立以后，当年11月5日厘定官制大臣通电各省疆吏，提出改革地方体制的方案，计划将地方分为府、州、县三级，各设议事会，由人民选举议员，公议应办之事，设立董事会，由人民选举会员辅助地方官，办理议事会议决之事，逐步推广，设立下级自治机关，另外设立地方审判厅，受理诉讼。现在来看，以&ldo;地方自治&rdo;为内核的这一方案，进步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大约到1907年2月17日以前，各地封疆大吏虽众说纷纭，看法不一，但都表示推行难度很大。

最重要的还是民间宪政派的自发组织应运而起，它们几乎在一夜之间冒了出来，这是1906年慈禧接受宪政改革主张的最大成果，以铁铸的事实证明了国人对宪政的热忱。最具影响力的立宪派团体就是&ldo;预备立宪公会&rdo;，从1906年9月上旬开始密商、讨论，12月15日在上海愚园正式开成立大会，投票选出15名董事，郑孝胥为会长，张謇、汤寿潜为副会长。成员以江、浙、闽为主，逐渐拓展到国内十多个省及港、澳、海参崴、南洋各地，江西、安徽、山西、四川、吉林等省的咨议局议长或副议长后来也都加入进来，特别是在上海，大致上囊括了工商界、新闻界、教育界的精英，比如李平书、荣氏兄弟等实业家，《时报》的狄平子、《中外日报》的叶瀚、商务印书馆的夏瑞芳、张元济等报人和出版家，创办浦东中学堂的黄炎培、杨斯盛，以及孟森、孟昭常、雷奋、杨廷栋等年轻才俊。&ldo;预备立宪公会&rdo;存在的时间比较长，一直到辛亥革命后才停止活动，做了大量推动宪政的工作，首先是出版书刊、普及宪政知识，仅孟昭常编的《公民必读》就发行了13万册，其次是开办法政讲习所，第三是推动地方自治及咨议局的成立，第四是编订商法。这个重要的立宪团体，每年选举一次，汤寿潜多次当选为副会长，他在1908年、1909年力辞，1910年还是当选了。

其他各省的各种立宪、自治团体也相继诞生。在海外，康有为将&ldo;保皇会&rdo;改名为&ldo;帝国宪政会&rdo;，留学生杨度在日本组织了&ldo;宪政公会&rdo;，梁启超组织了&ldo;政闻社&rdo;。从上海到日本东京，民间立宪团体的破土而出标志着时代风气的转换，如果说康有为、梁启超是在1895年甲午战败的泪水和屈辱中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的，那么张謇、汤寿潜这些立宪派代表则从1906年开始在政治舞台上施展身手，在这一波推动宪政变革的浪潮中，他们的声光盖过了康、梁一辈，这已经是他们的时代。他们与江南新型工商业的发展有密切关系，他们有相当的社会基础，是新兴的中产阶级、士绅、读书人在政治上的代言人。汤寿潜和张謇一样，在立宪派中属于温和派，他认识到立宪的三个基本条件：一是民权的伸张，二是法律的制订，三是舆论的监督，法律不仅约束人民而且约束君臣，凡事取决于公论，&ldo;尤为宪政之本&rdo;。1906年，他们两次联名发出请速开国会电，要求以两年为限，在他加上去的文字中有&ldo;时不可失，敌不我待&rdo;二语。结果当然都是被搁置了。他已看出清廷并无立宪的诚意，在《拟上摄政王书》中指出&ldo;今则预备立宪，形式是而精神非&rdo;，但他还是没有放弃立宪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