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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明英宗便开始下达命令,不到三天时间,大军就仓促出发,于是文武大臣亦仓促而行。
可是打仗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考虑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多,而他们居然把远征当儿戏,两天后就出发了。因为准备的不够充分,武器、粮食等准备情况完全等同于儿戏。
当大军行进的宣府的鸡鸣山后,有些大臣开始反对继续再向前。钦天监向王振表达了担心,认为继续前行恐怕会有身陷险境的危险。
结果王振痛骂道:“真要是这样,那就是天命!”
把危险归结于天命,这实在是非常可笑。皇帝到了大同后,跟瓦剌有秘密往来的大同镇守太监郭敬称,如果继续出兵,可能就会中了也先的诡计。
这就说明,明军还打算在境外寻找瓦剌的主力进行决战。由于众多大臣不愿意继续出兵,因此明军决定返回。
结果在返回途中,明军却变更了行军路线。根据原计划,是从蔚州返回,然而,在行军过程中,却变成了从宣府返回。
地图上看,毫无疑问蔚州方向更安全。可为什么明英宗要走宣府呢?真的是因为王振怕踩坏了家乡的庄稼么?其实不是,无论是军官郭登还是王振,都是主张从紫荆关走,由于明英宗没有同意,造成了后面的悲剧。
在皇帝回途中,宣府的谍报在跟皇帝说也先的人马在打你的后军后,就什么动作也没有了,也没有出援皇帝。
这说明,坐拥重兵的杨洪与也先已经达成了默契,至少有通敌嫌疑。
更不可思议的是,坐视皇帝被俘的宣府守将杨洪不但未被追究责任,反而被文官升官加爵。
在与也先的战斗中,皇帝派出的几位军官先后战死,这里面就有身为将门虎子的成国公朱勇,他带领的四万精兵也全军覆灭。很明显,明军遇到的是也先主力。
等明军到了土木堡后,才发现这里的水源竟然也被也先断了。毫无疑问,也先大军对这里是非常熟悉。为了吃掉明军,也先军假装离开这里,等明军出来喝水时,也先军趁机突击,于是明军溃散,皇帝也被俘。
土木堡之变后,北京留守文官迅速把持了朝中大权,新任兵部尚书于谦也赢得了北京保卫战。
之后,于谦对皇帝直属的三大营进行改革,将其改为十团营,文官于谦成为首任提督。
通过这次改革,文官集团掌握了军权。
武将勋贵势力由于在土木堡之变中受损严重,导致在朝中难于再与文官势力进行抗衡,负责统兵的五军都督府也逐渐成为摆设,武将的地位也是越来越低。可
文官集团成了土木堡之变的最大赢家。
宋立国之初“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已成模式。
元鞑侵略中华,又打破了这个传统。
风水轮流转,土木堡之变后,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又成了标配。
这样的政治格局,并没有什么不好,唐宋之前的文人,大多能文能武。自从科举制度扩大了统治基础,加强了中央集权。破除了世家大族垄断官场的情形。保证了专制政府行政人员的来源,有相当文化素养的士人从政,为行政效率的提高创造了条件。也促成了普遍持久的读书风尚,有益于社会重学风气的形成。以严格考试作为选官方式,从最求公正公平的角度看,也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是它的科目及内容,大都不出乎儒学经义的范围,特别是明清八股取士,被选拔的多是缺乏进取精神和创造意识的人。
科举制度作为具有鲜明特色的选官方式,其实是一种将“天下英雄”诱入最高权力者能够控制的范围之中的制度。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江山带有人才,各领风骚数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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