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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舆盖等级制度及其变化（第1页）

“明代社会生活史（..）”！

第一节

舆盖等级制度及其变化

西班牙人拉达曾于16世纪到过中国南部福建、广东一带，他对中国的一套舆盖制度也有深切的体会，并有如下记述：“他们的大人物外出时，哪怕只访问城里的亲友，也要坐有盖的大轿，像棺材那样给抬着走。其他人或骑马或步行。太阳最烈的时候，每人都带自己的伞和蝇撢，不管他多穷多贱。如老百姓因病或疲累要坐轿，那他就坐矮小的竹轿，因为只有军官和官员才能乘有盖的大轿，地位越高，轿子就越华丽。”

由此可见，即使是出行，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也同样享受着不同的等级。

一舆盖等级

所谓“舆”，就是指车、轿之类；所谓“盖”，则是指伞。在传统中国，诸如车、轿和伞，不仅仅是出行必需的交通工具，同时也是一种出行时的仪仗，从而也就形成了一套基于礼之上的等级规范。

在说到舆盖制度之前，先引下面两段具有鲜明对比的记载：

一是嘉靖、隆庆年间，一些在南京的官员，出行拜客或到衙门办公，有的步行，有的骑驴、骑骡，习以为常，不以为怪。如孙丕扬在嘉靖年间中了进士，与同部进士骑驴拜客，步行入部。隆庆初年，南京国子监的堂官大多步行入衙门办公，甚至有人穿着便衣，入市场买东西。如景中充任南京国子监司业时，家中畜养了一头牝骡，平常骑骡入衙门，引起旁观者的笑话，他却一概不顾。

二是到了万历以后，舆盖制度起了变化，即以婚丧嫁娶为例，在松江，起初必须先世是仕族，才偶尔用一盖前导，颜色随官品高低，或青或黄，没有定制。可是在明末，有人亲眼看到一个仆隶家庭在婚娶时竟然大胆地用上了黄色的伞，以为美观。这在明初或中期是不可想象的，不过在明末也习以为常了。

明初建立起一整套礼仪制度，以规范官民的出行。按照制度规定，惟有皇帝可以享用“大驾卤簿”的待遇，但也仅用于大朝会时，陈设于丹陛。所谓大驾卤簿，包括大凉步辇一，步辇一，大马辇一，小马辇一，玉辂一，大辂一，板轿一。但事实上，明代皇帝举行郊祀仪式或至近地巡幸，只是用步辇，其他仅仅是“用备观美而已”，

当然也是显示皇家的气魄。

按照规定，只有官员才能骑马、坐车、乘轿，一般百姓只能步行。马的鞍辔及马额下的缨与鞦的颜色，也作了限制，只能用黑色，不许用红缨及描金嵌金天青硃红装饰。

至于伞，不同等级官员应用的凉伞、雨伞也有具体规定。一品、二品官员凉伞用银浮图顶，三品、四品用红浮图顶，均用墨色茶褐罗衣缉里，三檐；五品用红浮图顶，青罗表，红绢里，两檐；六品至九品，用红浮图顶，青绢表，红绢里，两檐。官员伞盖颜色，一律不许用金绣硃红。雨伞，五品以上官员用红绢伞，六品以下官员则用红油纸伞。

这套制度在明初得以严格执行。只有四品以上仕宦官员，出行时才得以张褐盖。官品未及四品，只有状元为特例，也可以张褐盖。至于其他官员，如翰林院的检讨差归，或翰林院的修撰假归，尽管官职清望，但因未到四品，也只能用青伞。

在古代，妇女出行用安车，其后改为舆轿。男子即使贵为将相，也不过乘车骑马而已，并无坐轿的先例。汉魏时期，有一种“载舆”。入晋，陶渊明患了足疾，创制了“篮舆”，命门生子弟抬着自己走。唐代，规定宰相三公诸司官员及致仕官员有疾病，允许乘“檐子”。这些载舆、篮舆、檐子，大概就是明代轿子的起源。此外，轿在古代又称肩舆、腰舆、版舆、兜子。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认为人轿出现于南宋，而南宋曾以杭州为都城，所以明代杭州出产轿子最多，质量也属上乘。

在洪武、永乐年间，所有大臣均骑马，无乘轿之例。当时两京诸司仪门外，都有上马台，此即为证。有人认为官员乘轿之制始于宣德年间，至成化年间又有了禁例，规定两京文官三品以上可以乘轿，四品以下仍只能骑马。三品官乘轿时，前有双棍引导。四品以下官员骑马，也有双棍前导，人称“马棍”。在外官员，自大吏而下，都骑马。武官勋戚也骑马，只有年老的侯爵及三公，才赐乘轿。太监中只有掌管司礼监与东厂的太监，才钦踢乘轿。

二舆盖制度的变化

明中叶以后，伞盖等级制度形同虚设。词林中六七品的官员，大多逾分，均用黄线伞，又以银瓜为前导。不久，翰林院庶常馆的庶吉士也用黄伞。至于出身乙科而出任翰林院待诏、孔目之人，或入赀为官而出任翰林院典籍、侍书之人，也纷纷效仿，以及詹事府的詹簿或詹录等杂官，也群起效尤，使用黄伞。尤其是那些词林中的五品官员，更是在京城“开棍如大僚”，而那些庶子、谕德、洗马及讲读学士，也就跟着张大金伞。在过去，若御史用黄伞，会被人看做怪举。到了后来，即使光禄寺丞或尚宝司丞，均张褐盖，地方驿递也用褐盖迎送。到明末，事例滥开，禁例滥倒，即使引车卖浆之徒，只要有钱，亦可捐赀授爵，披金紫，张黄盖，充塞道路，招摇市井。

明代创立乘轿制度后，风气也屡有变化。起初乡官即使现任回家，也只是步行。到了成化时，士大夫开始骑马。至弘治、正德年间，就一律乘轿。起初官员不但骑马，而且还有人骑驴、骑骡，习以为常，不以为怪。到了后来，就弃马、驴、骡不顾，乘轿之风日盛一日。南京官员，无论大小，都乘轿，并有四人轿、两人轿之分。在北京，官员出入，一律用肩舆，即使兵马司或指挥司经历一类的微末小官，也大大方方地乘轿，以致当时轿的雇值很贱。即使一些冷官，外出时也非鞍笼、肩舆不可。在外，只有典史一类小官还骑马，但不久也改乘轿了。即使幕属小官，也绝无策马行走于街上。假若有官员骑马，反而会遭到道旁行人的揶揄与白眼。

风气所及，举人、监生、生员外出，也纷纷乘轿张盖。据说举人乘轿风气，始于张德瑜。此人中举回家乡时，因病不能看人，就乘轿行走。众人因袭仿效，于是举人全都乘轿。不但乘轿，甚至有人外出时轿边随从多达20余人，都穿着一色新的青布衣，很是赫奕。到了后来，监生也改成乘轿。至于地方儒学的生员，“以十分言之，有三分乘轿矣”。

自隆庆四年（1570）开始，由于秀才多为士大夫家子弟，或家中有财，那些新进学的秀才，也大多改乘轿子。朝廷禁例，冲决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