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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第2页）

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创立军械所，揭开了中国军事科技的序幕。

1863年，李鸿章在上海奏设江南制造局，是继安庆之后近代中国的第二个军工企业，江南制造局除了仿制洋枪洋炮，还附设翻译馆，翻译介绍西方的书籍。

1865年，南京创办了金陵制造局。1875年以后，湖南机器局、四川机器局相继设立。这些纷纷出现并制造出来的枪炮，以及军事工业，“为近代中国迈向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新时代奠定了第一块基石”（《长江文化史》第1229页）上海早已是灯红酒绿了，但不能据此说，上海从来就是醉生梦死的。

1894年7月至1895年4月，甲午战败、割地赔款的国耻，催生了中国的变法维新运动，这一运动的政治中心在北京，而长江流域一带，尤其是上海，则成了前线要冲。

维新时期的上海最突出的变化是报纸风云。

1895年，上海“强学会”成立，张謇、陈三立、章太炎、汪康年、黄遵宪为始作俑者，启发民智，宣传维新。

1896年4月，梁启超抵上海。

1896年8月9日，《时务报》创刊，梁启超统领笔政。

创刊第1期的《时务报》上，梁启超的《论报刊有益于国事》，以“通塞”论世界列国之强弱，并摒弃了一切陈旧的文章作法，使人耳目一新：“觇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血脉不通则病，学术不通者陋。道路不通，故秦越之视肥瘠。漠不相关，语言不通，故闽粤之于中原，邈若异域。惟国亦然，上下不通，故无宣德达情之效。而舞文之吏，因缘为奸，内外不通，故无知己知彼之能。而守旧之儒，乃鼓其舌，中国受侮数十年，坐此焉耳！”大上海有了新的文采、新的声音了。

《变法通议》中，梁启超更是以其蘸着满腔热血的文字，呼唤中国之变了：“法何以变，凡在天地之间者，莫不变，昼夜变而成日，寒暑变而成岁。大地肇起，流质炎炎，热熔冰迁，累变而成地球。海草螺蛤，大木大鸟，飞鱼飞鼍，袋鼠脊兽，彼生此灭，更代迭变，而成世界。紫血红血，流注体内，呼炭吸养，刻刻相续，一日千变，而成生人。藉曰不变，则天地人类，并时而息矣。故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不到半年，《时务报》行销一万多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市民、官员争相传阅《时务报》。乃至主政湖北的张之洞令湖北全省“官销《时务报》”，认为是“中国创始的第一种有益之报”。

这一过程始终是华夏先人在长江流域生存、发展的精髓所在，就连它的更容易为海洋文明吸引、熏染，也是长江带来的。因为在近万里行程之后，长江就要入海了，或者说海洋已经在很近的距离上恭候长江了，江海的交汇是势不可挡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大河文明不能不、不得不面对海洋，面对海洋文明。作为过程，不同文明的碰撞与交汇，都是不期而遇、不得不然并贯串始终的。

长江文化的源远流长，在长江下游人海口，便体现为上海地区中土文化的源远流长了。如前所述，从距今约6000年左右的崧泽古遗址，以及与上海相邻的太湖周边的良渚文化、河姆渡遗址中发掘出的玉器、陶具、谷糠等，华夏文化是绵延不尽从无间断的，那是多少故事、多少动人心弦的篇章，如泰伯南奔、黄浦江传为楚春申君黄歇开竣等等，不一而足。但我们已经从历史的旷野中发现：文化的薪火传承如同是一代又一代人的接力，不是比赛，也不论速度，只是时间的运行和生命的流转，从器物、语言、笔下的文字一直到血脉相承。人只有在深人地思考生死与文化时，才会沿着血脉追溯本原，如同每一代人都必需经历生命的全过程一样。关于文化的传承，即便到了21世纪，也只能从本原出发，那本原极遥远又极亲近；那本原往往以废墟的形态出现，却又温情脉脉地伏藏；那本原并非一地也不知其具体所在，但肯定在大山水中。

如果说青龙镇是上海港口之初，松江便是上海文脉的一处重要所在了。西晋大文学家号称“云间二陆”的陆机、陆云兄弟，即为吴郡也就是今松江人，其祖父东吴大将陆逊封为华亭侯后，陆家就常居松江九峰一带。《晋书陆机传》载：在吴亡之后，陆机、陆云兄弟“退居旧里，闭门勤学，积有十年”。陆机著《辨亡论》，“论权所以得，皓所以亡，又欲述其祖父功业”。陆机认为孙权之所以成功，是因为“畴谘俊茂，好谋善断”，“故豪彦寻声而响臻，志士晞光而景鹜，异人幅辏，猛士如林”，得人才也因而得天下。孙权死后，孙皓即位，“幼主临朝，奸回肆虐”，“爰逮末叶，群公既表，然后黔首有瓦解之患，皇家有土崩之衅”。陆机辨吴国之亡，然兴衰之道大同小异也。太康末年，陆机、陆云应召到洛阳，想不到二陆的诗文比张载、张协、张亢三兄弟的诗文更受洛阳权贵的欢迎，又有“二陆入洛，三张减价”（《晋书》卷55《张载传》）之称。这是又一次南北文人的撞击和交流，不仅“二陆”对“三张”，还有左思，先被“二陆”视作“伧父”，待到《三都赋》问世，竞相传抄，一时洛阳纸贵。陆机以《文赋》而名满天下，也多少有点恃才傲物，但读了《三都赋》以后，不仅叹服而且“以为不能加也”，也算是西晋文坛南北文人之间的一段佳话。

最可惜陆机卷进了“八王之乱”，被成都王司马颖杀害，临刑前还留下了思念松江华亭故里的千古一叹：华亭鹤唳，岂可复闻乎？

徐光启，公元1562年至1633年，上海人，明代著名科学家。43岁中进士，官至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于天文、历法、水利、数学、农学、测量均有研究。其最大之成就是与传教士利玛窦等合作，把西方的科学知识介绍到中国，是传播西方文明的古时的大无畏的先行者、近代科学的伟大先驱。

这个先行者恰恰是上海人，而上海自1843年开埠之后，终于成为近代科学在中国的发祥地，难道说这是历史的巧合？当我们叙述这一段历史的时候，却又不能不提到，长江流域一直是天主教传教士传教活动的重要地区之一。在上海，对天主教传播影响最大的是徐光启。34岁时，徐光启在韶州认识了传教士郭居静，从此便与耶稣会士密切往来。万历三十六年0608年），徐光启在南京受洗入教，圣名“保罗”，教会中人称之为徐保罗。西方传教士将西方数学引人中国之初，影响最大的当首推《几何原本》与《同文算指》。

《几何原本》为公元前三世纪古希腊欧几里德所著，是古希腊数学的总结与升华。利玛窦一直想系统地将此书译成中文，几次尝试，因为文化上的差异全告失败。他不得不长叹道：“东西文理，又自绝殊，字义相求，仍多阙略，了然于口，尚可勉图，肆笔成文，便成艰涩矣。”（《几何原本引》，利玛窦〕后来奇迹的出现，是因为与徐光启的反复讨论，而徐光启的文字表达又绝非一般，两人合作，由利玛窦口授，徐光启笔述，翻译了《几何原本》的前6卷。这是西方传教士来中国后翻译的第一部科学著作，在中国数学史上写下了新的一页，填补了我国数学的许多空白，如代数、对数、近代三角、无穷级数公式等。徐光启在翻译中使用的一套中文术语，如点、线、面、平行线、直角、钝角等，也一直沿用至今。这些数的术语，同时丰富了中国的文字宝库。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盛赞此书道：“字字精金美玉，为千古不朽之作。”1617年，徐光启因为与传教士过从甚密而被政敌攻击，离开京城到天津海河边带领农民试种水稻，获成功。晚年，辞官回故里，编写《农政全书》，60卷60万字，分农本、田制、水利、农器、农事、树艺、蚕桑、蚕桑广类、种植、牧养、制造、荒政12类，集我国古代农业科学之大成。徐光启也因此成为当时无可争议的伟大的农学家。徐光启的远见卓识表现为：中国以农立国，没有农业就没有中国。中国农民以吃饭、吃饱为第一要务，为此就得想方设法引进粮食品种，增加产量。甘薯是万历年间从吕宋引进中国的，先在福建试种。徐光启非常重视甘薯的易于栽培及产量高等特点，便三次在松江地区试种，然后整个上海地区推而广之。他从中摸索出，有的农作物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中也可适应，因而在《甘薯疏序》中力斥绝对化的风土论，说：“余不侫，独持迂论，以为能相通者什九，不者什一。人人务相通，即世可无虑不足，民可无道瑾。或嗤笑之，固陋之心，终不能移。每闻他方之产可以济人者，往往欲得而艺之。同志者或不远千里而致，耕获菌畲，时时利赖其用，以此持论，颇益坚。岁戊申，江以南大水，无麦禾，欲以树艺佐其急，且备异日也。有言闽越之利甘薯者，客甫田徐生为余三致其种，种之，生且蕃，略无异彼土。”甘薯耐旱涝且产量高，徐光启在松江三次试种终获成功，是为平民百姓荒年着想，“且备异日也”。

旧时上海有民谣道：潘半城，徐一角。潘半城者抗倭将领潘恩及其后人也，潘家产业几乎占了当时上海之小半，豫园即为其中之一。徐一角指徐光启家，为官四十年，著作等身，旧庐依然，在城之一角。上海大南门乔家路徐光启故居，又称“九间楼”，故居大门原在太乡坊，明末毁于火灾，仅存九间。徐光启谢世，葬于南丹路今光启公园，子孙世居周围。这里是肇嘉浜与法华泾的汇合处，遂名徐家忙。

老上海称徐光启为徐上海，以籍贯所在地称呼名人，按古例，是一种极为崇高的尊敬。上海名人多矣，以上海为称号的惟徐光启一人而已。到后来，不少上海人只知徐上海，不知徐光启，更不知徐保罗了。

愿上海人别忘了徐一角、徐上海。

当中国古代科技由鼎盛走向衰弱之际，在那寂寞昏暗的年代里，徐光启是最后闪烁的几颗星星之一。

只有上海才会产生海派文化。

上海是西方资本主义侵人中国的最大基地，也是展示、传播西方文明的最大窗口，受西方文化、宗教的影响最为深广，冲击最为剧烈，并且深入到了衣、食、住、行、语言乃至习俗等生活细节中。但，上海旧属松江府，历史上的松江地区素以文化发达著称，有“诗巢棋屯字仓场”之称。于是在强劲的舶来文化与厚实的本土文化的撞击之下，海派文化应运而生。也就是说，没有外来文化就没有海派文化；同样，没有上海地区源远流长的长江文化，也不可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海派文化。

早在宋代，上海已有镇学，元代设县学，以后又有敬业、清忠、清原、仰高等书院、义学。《上海县志》记载“沪人皆知教子读书”，此江南古风也。上海人不仅喜欢办学，而且乐于藏书。宋末的庄肃是江南三大藏书名家之一。明代有“赏鉴博雅为词巨冠”美誉的陆深，因藏书丰富而著述，有《书辑》、《古奇器录》传世。至上海开埠前夕，李筠嘉的慈云楼藏书已经和天一阁齐名。而郁松年的宜稼堂以宋元孤本称奇海内，不让慈云楼。上海历来不乏饱学之士，除前文已写到的徐光启之外，明代王圻以40年光阴集毕生精力编成《续文献通考》254卷，因史料之翔实、内容之丰富，流传至今而价值不减。明末神童夏完淳九岁有诗集《代乳集》问世，后又有文集《南冠草》为南北文士惊叹惊绝。清乾嘉年间，《四库全书》总纂陆锡荣、副总纂沈初曾在上海藏书、治学……上海有着丰厚的文化积淀及从古到今的人才优势，王韬在《锼园尺牍》中说：上海“人才蔚起，学问文章抗衡宇内”。可是也有更多的学人发问：上海为什么出不了类似朱熹、王夫之那样的通经大儒、大思想家？

上海一开始就是独特的。

“苇获萧萧，渔歌唱晚”的东方田园诗式的文化，确实是上海文化的底蕴，仅此而言，这种底蕴之严密、深厚，不亚于长江流域的任何一个区域。不同的是：上海在长江之末，上海不仅濒江而且临海；上海之所以成为上海，首先就因为它的水上交通，它是港口，而且是商业港口；上海人的精明如同上海的繁荣一样，更多依靠的是贸易往来，是商品经济，而不是主要依靠农业。当上海成为一座城，与中国其他城市相比，上海便是一座商城。这个城里的人喜欢斤斤计较，各种大大小小的店铺里的算盘，精确地计算着成本和利润，是好利之城。正如于醒民在《上海，1862年》中所说：“九州皆为礼义之邦，上海独为商贾世界。”重农抑商的千年古训、儒家典籍的万代圣教，一概不在上海人眼里。上海的离经叛道使上海率先更新了中国古老的文化格局，产生了举国无双的最早的近代工商业文明，拥有着最早、最大、最多的全国之最的学校、医院、博物馆、报馆、出版社、娱乐场所，以及电影、戏剧、音乐、绘画等方面的先锋作用。它是重商重利的，也是重信用而且格外敏感的，在近代中国的几次大变革中，上海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滋养的一代又一代海派中国人中，有实业救国的创业家，也有热血沸腾的仁人志士，真是一言难尽的上海与海派。有鉴于此，上海很难产生大哲硕儒，但更能吸引那些落拓不羁的士子文人，使其浪漫的心灵，在江海波涛之中得到回音，可以更加自由地发挥与创造。一批才情横溢的书画大家便应运而出，如元代陆深，明代董其昌，清初吴历，以及后来的任伯年等等。还有一些名重一时的戏曲家，如清代的黄之隽、张照、夏秉衡等。

鲁迅先生在《“京派”与“海派”》一文中评论说：“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沿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亦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4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鲁迅先生直言的，正是海派作为新兴的资产阶级商业文化的特色。

鲁迅先生于1927年9月27日偕许广平离开广州，10月3日到上海，从此开始了他人生中最后10年的笔耕。1930年5月，鲁迅先生在大陆新邨寓所写《（进化和退化）小引》。《进化和退化》是周建人的译著集，其中涉及到人类破坏森林而导致沙漠南徙，及中国人普遍的营养不良问题。据此，鲁迅先生惊人的远见与警告，于今读来仍让人不仅赞叹而且惊讶！这是20世纪30年代之初啊，亲爱的读者，鲁迅先生便这样告诫我们了：“我们生息于自然中，而于此等自然大法的研究，大抵未尝加意。”沙漠化对于中国而言，意味着什么？鲁迅先生说：沙漠之逐渐南迁，营养之已难支持，都是中国人极重要、极切身的问题，倘不解决，所得的将是一个灭亡的结局。

“所得的将是一个灭亡的结局”，读到这里谁能不为之心碎？荒漠扩大，沙进人退，鲁迅先生还指出了水对于中国将来的极端重要性，并且发出了极为痛心和严厉的警告：林木伐尽，水泽湮枯，将来的一滴水，将和血液等价。倘这事能为现在和将来的青年记忆，那么，这书所得的酬报，也就非常之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