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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六章世家（第2页）

到达沪海后，洪禄承也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在租界里醉生梦死，或是庸庸碌碌干等战火平息，而是时刻在寻找着能帮洪家保存实力、减少损失的方法。

当洪禄承发现在日军侵华的脚步下，沪海租界里反因为避难人口增加呈现出一片畸形的繁荣时，他马上就与时任工部局董事的犹太地产商哈同合，用花旗银行里的这笔钱，在租界里大肆兴办西餐厅、咖啡馆、舞厅和夜总会，并很快赚了大钱。因此抗战胜利后，再回到京城时，洪禄承已积攒了足够的财力，来挽救洪家岌岌可危、濒临破产的祖业和信誉。也终于使得病危的父亲放下了心病，带着微笑握着他的手安然离世。不过，洪家的这段兴盛史摆脱不了历史的桎梏，终归也只是昙花一现。

之后的三年，由于政府处置战后经济极为不当，“劫收大员”满天飞，借没收“敌产”之名大肆中饱私囊。我国的工商阶层始终处于一种“孤儿”状态。在那时，要想维持一份产业，可说是战战兢兢、惨淡经营，不仅要靠自己承受下日酋侵略的造成的损失，同时也面临着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挤压与吞并威胁。

内战起后，蒋管区物价飞腾，当局又强迫民间上缴银元黄金，兑换成一钱不值的“金圆券”。致使整个经济呈现崩溃之势，神仙也无力回天。无怪乎当时有人咬牙切齿把委员长称为“蒋该死”，并私下宣称“三民党不亡，没有天理”。因而在内战时，我国的工商阶层，大多数人并没有跟三民党共进退，只在观望中期盼尘埃早日落定。

在这种背景下，洪禄承即便再有商业才华，也无可为。能做到勉强维持诸多产业的经营，还能给洪家的老伙计们挣上一口饭吃，着实已经不错了。眼见民营资本丝毫不知出路何在，洪禄承的心头只有愁云惨雾。

1949年，大军狂飙席卷。随着三民党败走台湾，世界轻而易举转换成了红色。

江山底定初期，由于民营经济在全国经济比重中举足轻重，而且新执政的红党面临着一些实际问题，还需要民族资本助一臂之力。所以只要不是官僚资本，不是洋行买办，工商阶层还是被定义“人民”，是所谓开明的“民主人士”。乃至在国旗中，也占有一颗星的位置。

在这时，红党高层对知名的商家是礼遇有加的，并给予了非常优厚的待遇。如齐仁堂第十三代传人岳松生，就属于商界中积极拥护红党的代表人物。不仅得到了提拔和重用，在日后甚至成为了京城的副市长。

而以洪家在京城商界的名声，洪禄承自然也是重点统战对象。政府为他安排的名份、职务都有。但洪禄承一向秉承祖训，习惯低调行事，本能地不愿当这个出头的橼子，故而他最终婉言谢绝了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职务，只肯顶个“工商界人士”的名头。

此外，建国之初的经济政策也很平稳。在经济管制上，除了打击金银外汇等投机生意，新政权强制没收的，也只针对官僚资本、敌伪财产。而对私营和个体经济的态度，除了恢复生产、摆正新的劳资关系之外，只是“利用、限制、改造”。

这种合衷共济的经济状态，一直持续到1952年。而在这段时期内，整个世界几乎被重新改造了一遍。什么事都要重新开始，连语言文字也得从头学起。因此不仅1949年以前的社会顽疾被扫荡一空，而且社会的发展也一日千里，遥远得如同做了一场梦一样。

那的确是一个豪迈的时代，不过在凯歌行进的同时，仔细打量，也会发现有一些裂隙，与那红底金字的光芒十分不协调。

从1950年起，不断有各界的“群众运动”被发动。如知识分子的“思想改运动”，又比如“土改”、“镇反”、“肃清反动会道门”等等。这一系列的清理旧政权的残余，创立新社会的规范等等举措，其正义性在当时不容质疑，也给红党增添了救世色彩。不过，由于其方式超越了法制，也没有政策约束，其中的过激行为、违反政策的情况发生了不少。总之，这些运动虽未波及到工商阶层，却起到了杀鸡骇猴的用。

就是从这时起，洪禄承的精神始终处于被抑制状态，并开始为自身的处境担心。他不得变得不小心谨慎，既不去过问政治，也不敢多赚钱，只求在新政权下当个顺民，安安份份做自己的买卖。

没多久，政府组织洪禄承去参加了“学习国家政策，积极自我教育”的群众运动，他开始意识到身上有着“原罪”。心虚之下，为了“赎罪”，他首先积极响应“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不惜变卖家产筹措资金，捐了几架飞机和几门高射炮。接着，还主动上交了用来出租的十几处闲置房产给政府，以解决不断增加的京城市民人口安置问题。果然，他这力争好好表现的举动获得了政府的肯定，登报表扬和大红奖状的鼓励也犹如护身符一般，让他那不安的心暂且安定下来。

如果历史是公平的，那么洪禄承这番举措可谓英明之至，后来也就洪福齐天了。只不过，风雨要是都按着天气预测那么来，就无所谓狂风暴雨了。困难若是能由着你安然做好准备，也就没有把人逼疯这一说了。

洪禄承哪里会想到，仅隔两年，一场席卷整个工商界的清查就凭空临头。而当他在群众斗争会上拿出奖状，并提起此时做过的一切时，却根本无人相信。历史就是这么可悲，旁人冷笑中的一句“资本家还能爱国吗？”，就把他自证清白的希冀全部抹杀。

特别是1952年2月16日，随着当天的各大报纸刊登消息，揭露了以沪海大康药房经理王康年为首的一些不法商人，盗窃国家财产和坑害志愿军的种种罪行后。人们心中最原始的正义感被触动了，成千上万淳朴的人民纷纷投书报社，称“五毒”资本家是“最可恨的人”。

说实话，像洪禄承这样的以诚信为本的商人，其实更痛恨糟蹋商人信誉的败类。可当时工商阶级的整体形象一落千丈，只要是商人，无论毒与不毒，几乎是人人喊打。凡资本家或业主，人人须得过筛子。

当时的具体细节没必要再提。总之，被隔离审查的时候，洪禄承完全垮了下来，他不得不顺着“打虎队”招认，甚至于自动加码。当他这只“老虎”被放出来时，已被斗得七荤八素，就像只“死猫”，连回家的路也认不得了，还是由打虎队员找车把他送回去的。好在因他态度良好，几天之后，职工大会宣布了他已经“彻底坦白”，并为从宽处理对象，把他由原定的第一档“完全违法户”，降为第三档“半守半违法户”。（如果是完全违法户，至少要判刑坐牢）

同年5月，“运动”全胜收兵。经历过劫难的商人们，也各自回到了自己的工厂和店铺。但这次清查，已经使许多人不敢做买卖了，甚至有人还在私下喊出了“再做买卖就是孙子！”这种话。可还没等他们决定是否真的要关门不干了，紧跟着下来的巨额处罚，又迫使这些人不得不继续担当，才刚发过誓的“孙子”。

洪家接到的通知书也不例外，上面清楚写着，补税和罚款总计是五亿元。（币制未改前，五亿元即五万）

在日后一段时期中，税务员每天来洪家坐索，有钱就拿走。而为了缴付巨额的退补，洪禄承不得不搜罗家里值钱的东西，拿去变卖筹款。先前是一些文物字画，后来就轮到了妻子的衣物首饰。

解放后，当铺已经彻底消失。文物字画要送去琉璃厂，春绸的棉袍与貂皮大衣等物，在信托行可以寄卖，但金戒指金首饰，却因政府规定只能拿到银行去。洪禄承的妻子王蕴琳仅去了一次银行就不肯再去了，说是不忍与旧物相别。再打点完东西，则让洪禄承送过去。洪禄承直到看到银行的人为检验金子的成色，把很精美的首饰扭得乱七八糟时，这才体会到了妻子的心情。就这样，持续了二年，洪家的家当去了多一半，才陆陆续续把这笔巨债还清。

1954年，对工商界又是关键的一年。随着齐仁堂在岳松声的带领下，率先宣布实行公私合营，京城的各行业对此都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不久后，绸缎铺瑞蚨祥，饮食界的惠丰堂、萃华楼以及森隆饭庄也跟着宣布实行。面对这种情况，洪禄承不免心焦如焚。

洪家传到洪禄承已是第十代了。要论本心，他着实不愿做这个末代的“破家”罪人。且不说他本身就对做买卖有着浓厚的兴趣，更何况父亲在离世的最后一刻，还在郑重嘱托要他把洪家的基业好好传下去。他如果就这么放弃了祖业，不仅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对自己寄予厚望的父亲呀？可若论现实情况，想要维系下去，又实在是千难万难。

首先来说，社会形势就不允许。实际上，饮食界单个的公私合营早在1950年就开始了。想当年是同和居走了第一步，到了1952年，丰泽园和聚德全又先后跟随实行。洪禄承早已看出，这条路恐怕是大势所趋，国家的决心是不会扭转了。再加上他已经深刻领教了那种力量，心知妄想抗拒，那简直是痴人说梦。

其次再说经营上的困难。由于对工商阶层清查的用，社会风气变得更加崇尚俭朴，导致高端消费市场不断缩减，最后的结果就是饮食业由于长期实行低价供应，整体沦为了社会福利行业，根本无利可图。再加上近年来，国家对农产品开始实行统供统销制度，买什么都要凭证，更使得私营企业采购原料变得尤为困难。

洪家目前的实际情况是，酒楼饭庄由于业务清淡，大多已经关门，只剩一家衍美楼在勉强维系。而菜单也已经废，每天仅能看情况而定，供应一些不讲时令的家常菜。另外，就连饽饽铺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由于缺乏大量的糖、油、果脯、鸡蛋和奶油，目前仅能烤制一些粗制炉食，基本快变成烧饼铺了。再这样下来，登门的顾客自然还会越来越少，店铺亏损更是铁定的。就算不合营，大概离自己关张也为期不远了。

综上所述，该当如何选择，答案已是明摆着的了。但洪禄承的心结终归难以释怀，所以迟迟无法迈出这一步。关键的时刻，还是一件突发的事件帮他做了决定。

1955年元旦过后，洪家三进院落的老宅被当时的街道办看上，想征用改为敬老院，街面上的衍美楼和衍美斋两个老铺自然也包括其内。为此，街道主任特意请来区里主管饮食行业公私合营的干部一起上门来说项，巧合的是，其人正是“清查”时的“打虎队长”。

再次相见，当年的队长已经成了正职处长，虽然这次已换成一副和颜悦色，张口闭口的“同志”。但洪禄承却旧痛难忘，依然心惊胆颤，又怎敢说个“不”字？于是乎，在1955年的春节之后，洪家在煤市街经营了近二百年的两个老铺关张了，洪家老宅的大门上也挂上了敬老院的牌子。

不过，这些房子倒也不是就此全然与洪家无关了，因为街道资金有限，所以房产并没有转让，只算临时租用，初步定期十五年。而且街道为了表示感谢，也帮忙联系了新的住处，那就是福儒里2号院。

洪家搬到新址，地方小了不少，且没了影壁，没了垂花门，没了鱼缸、天棚和石榴树。洪禄承闷在观音院东院的新家里足不出户，只抱着两块老铺的木匾，抑郁了许多日子。

他心里着实难过，却又不好说什么。人家征用是经过他同意的，他在人前表现着积极与进步，背人又唉声叹气，这算怎么档子事儿呢？

还是妻子最懂洪禄承，心知他最舍不得的是那两间老铺，却另辟蹊径说，“搬走就搬走吧，这里虽然不大，但如今不比往日里，佣人们都走了，家里也就这几口人，尽够住了。要是往好处想，老宅偌大院子也压不住，房子会越来越旧，将来也没精力收拾，搁咱们手里早晚也是糟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