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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章（第1页）

在稳定了内部局势之后，皇太极又开始着力于外交事宜。在努尔哈赤去世时，刚刚提升为辽东巡抚袁崇焕曾派遣使臣前往吊唁&ldo;以觇虚实&rdo;。皇太极心中虽然愤怒但表面上却以礼相待，并致书袁崇焕表示和好。天启七年（天聪元年），皇太极致函袁崇焕商讨议和条件。在信中，皇太极一反常态，以极低的姿态隐去&ldo;天聪&rdo;年号，曲意表达臣服之心。皇太极针对明政府的这种做法，对于袁崇焕来说也不是什么坏消息。他虽然明白这是对手的缓兵之计，但由于多年来边关废弛，以议和来争取时间抓紧修复山海关外锦州、中左、大凌河等城堡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至此明帝国与后金帝国正式进入了打打和和的胶着时期。

解决了与明政府的问题之后，皇太极开始把目光对准蒙古部落和朝鲜王国。皇太极深知，自己的老子是马上皇帝，现在自己当了大汗，虽然权力有限，但全国上下却都把目光对准了自己，想要获得族人的信任，战功是必不可少的。现在明朝防守严密，打起仗来胜负难料。但收拾收拾蒙古和朝鲜相对来说还是有些把握的。

第62节：奈何江山唱晚（62）

天启六年（天命十一年）十月初七日，在即位一个多月之后，皇太极派遣大贝勒代善等九位贝勒，&ldo;率精锐万人&rdo;，出征蒙古扎鲁特部，另外又派副将冷格里领兵六百突袭巴林部，驱逐哨兵，火烧大草原，以助长声势。在这两场小规模战斗中，代善大破扎鲁特部，并活捉了他们十四个王子，&ldo;尽俘获其子女人民牲畜而还&rdo;。冷格里也俘获巴林部人马牛骆羊四千余。

牛刀小试之后，皇太极初步建立了自信，于是开始着力对付蒙古部族的主要对手‐‐林丹汗。在对付林丹汗的过程中，皇太极利用蒙古各部落之间的矛盾，有效地分化了对手的实力，并且和其中一些蒙古部落结成了军事同盟。

天启七年，蒙古族部落之间发生大规模内战，林丹汗击败了喀喇沁、鄂尔多斯、阿巴亥、阿苏特、喀尔喀等部落组成的十万人联军。就在蒙古族发生内战之际，位于金国南边的朝鲜内部也发生了动乱，与蒙古人的勇悍相比，朝鲜军队的战斗力就有限了很多，于是皇太极立刻发兵远征朝鲜。

对于这次远征，皇太极在出发之前就打好了算盘：&ldo;朝鲜屡世获罪我国，理宜声讨，然此行非专攻朝鲜，明毛文龙近彼海岛，依恃披猖，纳我叛民，故整旅徂征，若朝鲜可得，则并取之。&rdo;由此可见这次远征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一是要降服朝鲜，二是要拔掉皮岛明将毛文龙这根眼中钉。按照皇太极的命令二大贝勒阿敏、贝勒济尔哈朗、阿济格、杜度、岳讬率领后金精锐三万余人，跨过鸭绿江，先下义州，接着遣兵直捣毛文龙部所居的铁山一带，由于提前没有准备，毛文龙部一接火便开始溃退，急忙返回皮岛。二贝勒阿敏随后挥军南下，连克定州、宣州、郭山，向朝鲜旧都平壤急进。正月二十六日，皇太极的部队进抵平壤，城中巡抚、总兵等官员及军队百姓四散而逃。此时，已经逃往江华岛避难的朝鲜国王李倧派使臣向后金军求和。和对明作战时的&ldo;七大恨&rdo;一样，后金军也给朝鲜人找出了不少不是，而且数量不多不少，也正是七个，二贝勒阿敏历数完朝鲜国&ldo;七大不是&rdo;之后，限期五日，速来签订合约，如果违约的话，后金大军将继续攻城略池。在后金帝国巨大的军事压力下，朝鲜国王选择了认输，和后金签订了&ldo;江都和约&rdo;。紧接着二贝勒阿敏下令让部队纵掠三日，满载而归。

解决了朝鲜战事之后，在蒙古部族内战战败的喀喇沁部遣使要求与金结盟，皇太极立即欣然允诺，并杀白马黑牛，向天盟誓，共同讨伐林丹汗。第二年二月，皇太极亲率精骑，在大凌河上游，突袭林丹汗所属的察哈尔所属多罗特部落，俘获一万余人。接着九月份他又率领八旗精兵与归附的蒙古部落联手，大举西征察哈尔，连续突袭席尔哈、席伯图、汤图等处，连战连捷，一直追杀到大兴安岭，这一战让林丹汗元气大伤，皇太极基本稳定西北局势。

皇太极对朝鲜发动的这一战有力地平定了东南方的局势，基本扫除了来自朝鲜方面的威胁，同时也有效地限制了明帝国皮岛驻军的活动范围，并对其形成了一定的威慑力。而对蒙古部族的分化和进攻，则彻底确立了女真民族在草原上的优势地位，而皇太极也通过自身的不懈努力和娴熟的军事指挥能力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时代，自此，辽东大地，以女真为尊，草原上又一只雄鹰开始展翅翱翔！

四袁崇焕的起落悲歌

千古之冤和辽东局面的最终形成

在明朝漫长的历史上，好官、清官、有本事的官很多都折戟沉沙、阴沟里翻了船，例如于谦、刘宗周、叶向高、熊廷弼、孙承宗等等。这些人大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浓重的士大夫情结和清高知识分子做派。在他们眼里，清就是清、浊就是浊，来不得半点含糊。这种想法如果放在一个文明、进步的时代可能还有些空间，但在封建时代的中国却很难实现。

以明朝的历史来论，宰相做得最得劲，名声又不算差的可能就只有张居正一个人，但当我们翻翻张居正的老账就会发现，这位大人掌权之时还是蛮专权的，和魏忠贤相比他就是方向相反，力气用到了国家建设上，但针对于人的很多做法都是差不多的。但事实上也正是这种不拘一格的问政方式才能让他在明朝繁冗的政治结构中，寻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施政通道，进而实现国家的振兴。而反观那些具有崇高理想，以刘宗周、叶向高为代表的官员们，虽然有文化、有思想，也忠心报国，但却缺乏一个封建官员所必需的灵活，一味的高标准高追求反而成为了他们的负担，在仕途上过于耿直、主观成了他们失败的最大原因。而袁崇焕恰恰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