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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在吴三桂开藩设府,坐镇云南,权力和声势都达到顶点的时候,他与清朝中央政府的矛盾却开始激化起来。就清朝政府而言,使用吴三桂攻打南明政权,是为了建立其对全国的统治。为此目的,历时十数年,始将各地南明政权逐一消灭。在全国平定之后,清政府亟需在政治上实现对新占领地区的统治,在军事上裁减军队以减轻财政上的压力。因此,早在占领云贵之初,便向这些地区派出了行政官吏,而后不久,又计划撤回和裁减满洲及绿营军队。清朝的这些措施,无疑是和当时整个社会都需要休养生息的要求相符合的。但是,由于十几年来吴三桂政治、军事势力的迅速增长,清朝的这些措施却触犯到吴三桂本人的利益。就吴三桂方面说来,在南明政权尚未消灭之前,他与清政府命运相连,必须拼死作战。但在云贵底定之后,他便作起了“世镇云南”的美梦,并处心积虑地要把云南变为自己的割据领地。在政治上,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对于辖下的各级官吏,他“选用自擅”,“各省员缺,时亦承制除授,谓之西选”。与此同时,他还以重金收买在京朝官及各省将吏,为自己效劳。在经济上,吴三桂除利用政治特权籍没“故明沐天波庄田七百顷为藩庄”之外,还大肆兼并土地,“勋庄棋布”,对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与此同时,他还“垄盐井、金铜矿山之利”,官卖各种土特产品,放高利贷,并凭借其庞大的财富,豢养宾客,收买士人。在军事上,他招纳李自成、张献忠余部,编为忠勇五营、义勇五营,加紧训练。此外,吴三桂还纵容部下将吏为非作歹,鱼肉百姓,“杀人越货,毫无畏忌,讼牒、命盗两案,甲兵居其大半”。事实证明,吴三桂已经成为分裂割据势力的总代表。
对于吴三桂的这些活动,清朝洞若观火。因而在云贵平定之初,便着手裁抑吴三桂的权势。康熙二年(1663)即以云贵军事行动已经停止为理由,收缴了他的平西大将军印信,接着,又“截其用人题补之权,迁除悉归部选”。六年,又乘其疏辞总管云贵两省事务之机,下令两省督抚听命于中央。同时,还剥夺了他的司法特权,“平西藩下逃人,俱归有司审理,章京不得干预”。吴三桂则以“构衅苗蛮,借事用兵”,扩军索饷相报复。吴三桂和清朝中央政府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了。
康熙十二年春,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疏请归老辽东,康熙皇帝遂乘势作出了令其移藩的决定。而后,又对镇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的撤藩要求也依例照准。在形势的逼迫下,吴三桂也假惺惺地上疏朝廷,请求撤藩,实则希冀朝廷慰留他。对于吴三桂的真实意图,康熙皇帝非常清楚。他认为,吴三桂和朝廷对立已久,“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及今先发,犹可制也”。于是力排众议,毅然决定允其撤藩,还派专使至滇,雷厉风行地经理撤藩事宜。
清朝同撤三藩的决定粉碎了吴三桂“世镇云南”的美梦。吴三桂气急败坏,暗中指令死党向撤藩使者请愿,要求停止撤藩,继而又拖延时日,与心腹将领密谋发动叛乱。他还指使其党羽以“九天紫府刘真人”的名义吹捧自己是“中国真主”,为反叛大造舆论。在经过一阵短暂的准备后,同年十一月底,吴三桂铤而走险,杀巡抚朱国治,自号“周王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令部下“蓄发,易衣冠”,称兵反叛于云南。为了给自己的反叛活动披上名正言顺的外衣,吴三桂在“矢忠新朝”三十年后,又扯起了“复明”的旗号。反叛之前,他装模作样地率领部下祭扫桂王陵墓,“恸哭,伏地不能起”,对部下大加煽动。反叛之后,又发布檄文,指责清朝“窃我先朝神器,变我中国冠裳”,并声称要“共举大明之文物,悉还中夏之乾坤”。一场大规模的叛乱活动就这样开始了。
由于吴三桂专制滇中十四年,这场叛乱又是蓄谋已久,因此,在反叛之初,吴军乘锐连下贵州、湖南,福建靖南、广东平南二藩和吴三桂在各地的党羽如四川之郑蛟麟、谭弘、吴之茂,广西之罗森、孙延龄,陕西之***,河北之蔡禄等也先后揭起叛旗,纷纷响应。一时之间,形势对吴三桂显得非常有利。在他看来,自己军队的战斗力远胜八旗,而揭起反满的旗帜,可以争取广大汉族士民的支持,就指挥才能而言,年轻的康熙皇帝又决非自己的对手。他以为自己又可以稳操胜券了。但是,实际情况恰与吴三桂的愿望相反。一是吴三桂兵力虽然强盛,但却不具战略眼光。在其起兵之后,既没有“疾行渡江,全师北向”,设法以军事上的胜利去推动政治上的成功;也没有“下金陵,扼长江,绝南北通道”或“出巴蜀,据汉中,塞淆函自固”,以建立巩固的后方,而是分兵湖南、江西、湖北,逐地争夺一些战略价值不高的城镇。这就贻误了战机,给了清朝政府以从容布置反击的时间。其次,由于此时清兵入关已经三十年,民族矛盾早已下降为次要矛盾。吴三桂以反满相号召不过是刻舟求剑,脱离实际。而且,吴三桂降清以来的自我表演也太充分了。在民族矛盾最尖锐、民族斗争最激烈的时刻,他信誓旦旦地表示要“矢忠新朝”,对各地抗清义军极尽镇压之能事,曾几何时,他却又要“共举大明之文物”了。吴三桂的自我表演使人们看穿了他是一个见利忘义、口是心非、反覆无常的野心家,一些有气节的汉族知识分子对之更是嗤之以鼻,耻与为伍。因而吴三桂发出的“反清复明”的号召,在广大汉族士民中并未产生什么重要影响。
再有,与吴三桂的估计相反,康熙皇帝虽然年轻,但却有着杰出的政治才干。早在撤藩之初,便已对撤藩可能导致的后果有所准备,因此在他得知吴三桂反叛的消息后,镇定自若,措置得当。他首先停撤平南、靖南二藩,以在政治上孤立吴三桂,而后,又在京师处死吴三桂之子吴应熊及其同党,以打击吴三桂气焰,巩固后方。与此同时,为对吴三桂部下进行分化瓦解,康熙皇帝还宣布,在各省任职的吴三桂部下的亲属概不株连,各安职业。在军事上,康熙皇帝也作了周密的部署。他任命顺承郡王勒尔锦为宁南靖寇大将军,率师征讨吴三桂,还分别派出得力将领硕岱、赫业、马哈达、科尔坤等分赴荆州、兖州、太原、四川等军事重地。虽然在叛乱发动之初,清兵有所失利,但是,由于在政治上是讨逆平叛,经济上是以全国制一隅,时间不长,便扭转了军事上的失利局面,使得正面进攻的吴军,不能越长江一步,双方在战场上暂时出现了相持的局面。
康熙十五年是双方军事形势发生重要转折的一年。由于兵兴三年,吴三桂深感兵力、财力严重不足,而吴在各地的党羽也纷纷离心离德,各有图谋。与此相反,清朝政府却以全国的兵源、财源作后盾,数路出兵,进行反攻,并迫使各地之吴军处于守势。在湖广战线上,清军将领安亲王岳乐师出湖南,连克萍乡等镇,矛头所向,直指潭州。在西北战场上,自是年初图海任统帅以来,所向皆捷。六月,穷蹙无路的***被迫投降。在东部战场上,康亲王杰书也率师自浙入闽,连克重镇。十月,耿精忠被迫投降,清师进入福州。受此影响,盘踞广西的孙延龄和盘踞广东的尚之信也表示要叛吴降清。十二月,孙延龄因事泄被杀,尚之信则遣使诣江西简亲王喇布军前投降。
折叠衡州称帝
康熙十三年为“周王”元年,并联合福建靖南王耿精忠、广东平南王尚可喜之子尚之信和各地反清势力起事。
康熙十五年(1676)十一月初五,吴三桂率兵经潭州至衡阳,以衡永郴桂道衡州知府衙门(旧衡阳市衡南县政府所在地)为“行殿”,指挥各路军事。
清兵的反击挫败了吴三桂的锋锐,吴三桂为鼓舞士气,挽救危局,稳定军心、民心,于康熙十七年三月初一日(1678年3月23日),筑坛于衡州府回雁峰前馒头岭,举行称帝加冕典礼,称“大周昭武皇帝”,定国号为“周”,改元“昭武”,改衡州府为“应天府”,改钟鼓楼为“五凤楼”,回雁门为“正阳门”,大街名“棋盘街”等,一切用京城名称,册妻张氏为皇后,孙吴世璠为皇太孙,加封文武,百官颁制新历。大周帝国辖衡州、湖南、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陕西和甘肃等省。八月开科录士,录取者60人。建造皇帝宫殿95间,象征九五之尊。
康熙十七年六月初,吴三桂在都城衡州亲点大将马宝,并授计率5万大军南下,攻击兵家必争之地永兴,两战两胜,大创清军,一战击毙都统宜里布、护军统领哈克三,夺据清兵河外营地(永兴依耒水而立,此水上接衡州,下通广东);一战大败前锋统领硕岱、副都统托岱、宜思孝所率援军,营垒被冲垮,河南岸失陷,清军被迫退回广东,给清军和康熙以严重的军事打击。
康熙十七年六月中旬,张皇后驾崩,吴三桂精神受挫。
康熙十七年七月,吴三桂亲自部署对广东、广西的大规模进攻。在衡州派出大将胡国柱、夏国相率10万大军,突入两广,几度得手,尤其在广西取得了更大的进展,除了梧州,全部都被吴军收回。
北部岳州战事由吴三桂侄儿吴应期主持,御清军于湖湘门外,清兵几次渡江,均未得逞。
康熙十七年(1678年)八月,衡州酷热,吴三桂加之心情不舒,焦虑过重,肝火过盛,便突然得了“中风噎嗝”的病症,随后又添了“下痢”病症,太医百般调治,终不见效。吴三桂便授意心腹大臣,迎接皇孙吴世璠来衡州继位,托付后事。八月十八日深夜,吴三桂在都城衡州皇宫驾崩,时年六十七岁,只做了五个多月的皇帝。
康熙十七年(1678年)八月二十二日,吴三桂的侄、婿与心腹将领马宝、胡国柱、夏国相齐聚衡州,公推吴国贵总理军务,派胡国柱回云南,迎吴世璠前来衡州奔丧。胡国柱到达云南,向留守的郭壮图传达众将的意见,准备护送吴世璠去衡州继位。郭壮图有一女儿嫁给吴世璠,为保势力,力阻吴世璠离开云南,去衡州继位。
康熙十七年(1678年)九月,吴国贵召集并主持诸将会议,讨论今后的方针大计。其制定至大计为“舍弃云南而不顾,北向以争天下:以一军图荆州,略襄阳,直趋河南;一军下武昌,顺流而下,经略江北。勿畏难,勿惜身,宁进死,勿退生,拼死决战,剜中原之腹心,断东南之漕运,即令不能混一,黄河以南,我当有之。”吴国贵虽是周帝国颇有眼光、有胆有识的统帅,但诸将欲保云南家小财物,此议没经慎重讨论,便被否决了。
康熙十七年(1678年)十一月,胡国柱等用棉裹吴三桂遗体,秘密载经宝庆入贵州,经宝庆入贵州,大将军马宝留守衡州(衡阳)。吴世璠迎至贵阳,并即帝位,康熙十八年改元为“洪化”元年,尊祖父吴三桂为“太祖高皇帝”,父吴应熊为“孝恭皇帝”。官制皆依三桂所定,郭壮图女儿晋封皇后。
康熙十八年(1678年)二月初七,大将军简亲王喇布复衡山县,五月中旬,吴国贵、马宝、夏国相弃衡州出逃,奔永州、辰州,入贵州。
康熙十八年(1679)九月,清军复克大周帝国都城衡州(衡阳),结束了衡阳作为帝都的短暂历史。
乘此时机,清朝政府加强了政治策反和军事进攻。康熙十八年(1679),克复湖南、广西。康熙十九年(1680),又下四川、贵州并进兵云南。康熙二十年(1681)春,师围昆明,并分兵克复附近州县。十月,昆明城内粮尽援绝,吴世璠自杀,余部投降。由吴三桂掀起的持续八年之久的一场大规模的内战至此全部平定。
降清别论
“引”清兵入关经过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初一,大同总兵姜镶投降大顺军。京师震动。因大同乃京畿西边门户,大同陷落,北京危殆。此时崇祯再也顾不得驻守关宁的吴三桂部所负北防重任,急令吴三桂入卫京师。三月中旬,获令后的吴三桂立即着宁远地区几十万辽民内迁,三月十九日(一说十六日)到达山海关,继而率兵西进京畿。二十二日吴三桂兵至玉田一带,这时突获京师陷落崇祯自缢的消息。同时又获悉明居庸关总兵唐通已降大顺,并奉李自成令乘虚占领山海关。吴三桂进退失据忧心忡忡。
就在吴三桂撤离宁远之后的两三天,都设沈阳的清廷业已探知。这对于他们来说不啻一大喜讯。宁远这座城无疑是他们辉煌事业的一个黑洞。在那里长留着他们抹不去的耻辱。天命十一年(公元1626年)初,他们那不可一世的、与明廷交锋百战百胜的大汗努尔哈赤所率的六万大军惨败在宁远城下。努尔哈赤也身负炮伤。清军撤回沈阳后,努尔哈赤羞愤交加终日忧忿,不久伤患(一说背痈)恶化,不治身亡。经过一番角逐以后,努尔哈赤的第八子皇太极继承汗位。
天聪元年(公元1627年),皇太极在出兵朝鲜获胜后,率凯旋之师猛扑锦州、宁远,志在必胜以报父仇、雪国耻。不期赵率教矢志坚守锦州、袁崇焕拼死保卫宁远。后金军死伤枕藉,皇太极不得不饮恨撤围。又一次惨败宁远城下。
崇德八年(公元1643年)八月,皇太极暴卒。幼主福临立,多尔衮、济尔哈朗摄政。为树立威望,九月,济尔哈朗就迫不及待地率军猛攻明廷残留在关外最后几个军事据点。他很快攻占中后所、中前所、前屯卫,但当他率军攻打宁远时,却遭到吴三桂的坚决抗击。宁远,这座城市简直是清的梦魇。从1626年到1643年,清军三次猛攻它都铩羽而归。然而没想到今天它竟然垂手可得。清廷真是大喜过望。急于建功立业的多尔衮等人闻讯当即下令“修整军器,储粮秣马,俟四月初大举进讨。”
三月下旬到四月初,吴三桂盘桓踯躅在永平、玉田一带。崇祯死、明廷亡,他和所有明廷故臣一样都在寻找出路。而一条最简捷的出路就是投降大顺。这并不违反礼教。改朝换代,自古亦然。既然明太祖贫僧一名竟是真命天子,那么李自成这个驿卒又为什么不能做皇帝呢?
大顺对吴三桂的政策亦是招降。李自成遣使三桂,给予其四个月军粮及白银四万两,并声明“俟立功日升赏”。这对于已缺饷一年多的吴军确实是雪中送炭。吴三桂已有降意。就在这关键时刻,吴三桂先后接到两种文书。一是大顺使者所持其父吴襄劝其归顺李自成的书信,二是有人送给吴三桂密信,详告其父被刘宗敏抓捕追脏,遭到严刑拷打。其父已凑白银五万两,但离刘宗敏所索二十万两甚远。此外,吴三桂爱妾陈圆圆亦被刘宗敏霸占。吴三桂闻讯大怒。遂拔剑斩案、升帐演兵场,斩一名来使,将另一名割去双耳,令其传言李自成:“李贼自送头来。”同时,起兵回师击败唐通,夺回山海关。
吴三桂从态度模棱两可转变为公开对抗,这在大顺朝中引起轩然大波。一派意见是立即予以征讨。另一派意见是暂时放置。持后一种意见的原因有二。一是刘宗敏、李过等已沉醉在胜利的欢乐中。拷掠故明脏官、坐拥声色美姬实在是不亦乐乎。不想立即再去冒死作战。二是李岩、牛金星、宋献策等基于策略的考虑,认为暂不宜大举征伐。因为“新得京师,人心震迭”,而且吴军以“素能战”闻名,不可轻视。他们认为还是暂时维持现状,继续招降为上。但李自成力排众议,下令亲征。四月十三日,李自成率兵十万,号称二十万东出京师。
大顺朝决定征伐一事,吴三桂先期探知,大惊。他自忖断无抵挡大顺军的力量。为自保计,他决定向清借兵。条件是不但给予清财帛,而且“将裂地以酬”。清对关内的这些变故并不详悉。它只知李自成陷京,崇祯身亡,应藉此中原大乱的机会与大顺一争天下。四月九日清大军起程沈阳。十五日行至翁后遇到吴三桂派来的特使。多尔衮等大喜且疑,并未加快行军速度。二十日到达连山。吴三桂第二次使者至。言李自成军已薄山海关,情况紧急。清军闻讯日夜兼程二百里,于二十一日傍晚抵达关外。二十一日白天,大顺军与吴军已有交战。吴军几不支。吴三桂再度遣使到清营,急催清军加入战斗。此时明了情况的多尔衮再不以吴三桂所言“不唯财帛,将裂地以酬”为满足,他的志向是入主中原,故改而坚持吴三桂必须剃发以降方出兵相助。此时,吴三桂已别无选择。若明日单独与大顺军交锋,必将不敌,身家性命必毁于一旦。于是只得依多尔衮所示,亲往清营,剃发跪拜。次日,山海关大战展开。狡诈的多尔衮令吴军先与大顺军战。待交战双方皆疲,而吴军已显不支之时,方挥师跃入阵中。毫无思想准备的大顺军兵败如山倒。至此,吴三桂所谓借清兵以伐大顺,以复明室的设想已成泡影。在军事上、政治上已完全掌握主动权的清,只把吴三桂视为众多归降故明官员中的一个,并驱之若走狗来为其征服全中国的企图效力。
折叠引清兵入关的客观原因
基于农民起义军对地主豪绅阶级和故明官僚的痛恨,大顺军许多将士对明廷降臣进行拷掠追赃是可以理解的。问题在于李自成并不具备一个封建改朝换代者的眼光和胸襟。古代的农民起义并非近代、现代的民主革命。它只能是以一个新兴的王朝代替原有的王朝。大顺要能站稳脚跟就必须与故明官僚合作。而且这些故明官僚已抛弃朱明政权张开双臂准备与大顺朝合作了。如礼科给事中惠世扬就十分肉麻地向李自成下跪说:“天生老臣,以遗陛下。”可是李自成竟对个中奥秘欠缺洞悉。任由大顺将士去拷掠故明官员,甚至骚扰百姓,于是李自成大失京师民心。许多故明官员降后复萌叛志,有的则化装潜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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