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笔趣阁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昏君乎明君乎 孟昶形象问题的史源学思考（第2页）

称孟昶为明君，节俭、仁慈还在其次，其最为确切的例证莫过于他所著的《官箴》。孟昶《官箴》的精彩之处不外16个字：“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强调不是官员养活百姓，而是百姓养活官吏。换言之，即官员并非百姓父母，百姓才是官员的衣食父母。传统时代的君主就有这样的认识，实可称为亲民君主。即使停留在口头上，仍然较为难得。可是对于孟昶著《官箴》，北宋官修、半官修史籍竭力加以掩盖。关于此事，有以下三点需要指出。

第一，在现存北宋著述中，孟昶《官箴》首见于北宋初年蜀地士人景焕所著《野人闲话》。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11《小说家类》称：“《野人闲话》五卷，成都景焕撰，记孟蜀时事，乾德三年（965）序。”其自序曰：“野人者，成都景焕，山野之人也。”[1]其实，他是一位博雅之士。陶谷《清异录》卷4《文用·副墨子》云：“蜀人景焕，博雅士也，志尚静隐，卜筑玉垒山，茅堂花榭，足以自娱。”黄休复《茅亭客话》卷9《景山人》称：“玉垒山人景焕，有文艺，善画龙，涉猎经史。”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6《近事·应天三绝》载：“处士景焕，一名朴，善画。焕与翰林学士欧阳炯为忘形之友。”清人吴任臣《十国春秋》依据各种资料，作《景焕传》。[2]但其生卒年不可考，只知其为后蜀、宋初人。景焕称：孟昶“承（高）祖纂业，性多明敏，以孝慈仁义，在位三纪已来，尊儒尚道，贵农贱商”；[3]“能文章，好博览，知兴亡，有诗才”；“开献纳院，创贡举场，不十余年，山西潭隐者俱起，肃肃多士，赳赳武夫，亦一方之盛事。”[4]总之，在景焕笔下，孟昶是位难得的明君。《野人闲话》五卷，如今仅存数则。现存《野人闲话·颁令箴》称：“蜀主能文章，尝为箴诫，颁诸字子，各令刊刻于坐隅，谓之班令。”其《官箴》云：“朕念赤子，旰食宵衣。托之令长，抚养惠绥。……”[5]凡24句。张唐英《蜀梼杌》将“（孟）昶著《官箴》，颁于郡国”一事系于广政四年（941）五月，所载《官箴》24句与前引文字略有出入，但“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这16字完全相同。《蜀梼杌》同时又记载，孟昶谴责因荒淫而亡国的前蜀后主：“王衍浮薄，而好轻艳之辞，朕不为也。”并称赞孟昶“好学，凡为文皆本于理。”[6]

第二，对于孟昶著《官箴》，北宋官修、半官修史籍始终讳莫如深。为掩盖此事，甚至将宋太宗《戒石铭》也略而不载。在《宋史》中便既无孟昶著《官箴》，又无宋太宗《戒石铭》的记载。前文也说，《宋史》源出宋朝国史，足以体现宋朝官方立场。官修史籍有关于宋太宗《戒石铭》的记载始见于南宋前期。无名氏《中兴两朝圣政》卷11载，绍兴二年（1132）六月“癸巳，颁黄庭坚所书太宗御制《戒石铭》于郡县，命长吏刻之庭石，置之坐右。”《四库未收书目提要》指出：《中兴两朝圣政》“汇合两书而冠以‘中兴两朝’之名”。所谓两书是指《高宗圣政》、《孝宗圣政》。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5《典故类》曰：“《高宗圣政》五十卷[7]、《孝宗圣政》五十卷，乾道、淳熙中所修，皆有御制序此二帙，书坊钞节，以便举子应用之储者也。”《宋史·陈居仁传》云：“诏修《高宗圣政》，妙选僚属，与范成大并充检讨官。”可知，《中兴两朝圣政》虽系民间“书坊钞节”之书，但所据《高宗圣政》则是标准的官修史籍，其作者为范成大、陈居仁，系宋孝宗时所修。《中兴两朝圣政》在记述此事时，引用“留正等曰”。留正淳熙末年、绍熙年间官至宰相，他们仍不愿指出宋太宗《戒石铭》的来源，仅称：告诫官员“以虐民欺天为戒，悉心于爱民”，“此太宗皇帝制铭之深意。”[8]较早正视其事的是汪应辰和洪迈。汪应辰在乾道元年至四年（1165－1168）曾任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他在抄录孟昶著《官箴》之后，接著说：“右蜀主孟昶之文也。太宗皇帝摘其中数语，曰：‘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圣意至深远也。”并强调：“愚恐岁月浸久，而莫详〈戒石铭〉之所自者，故书昶所著全文而识其事云。”[9]洪迈在其开始流传于乾道、淳熙年间的《容斋随笔》一书中指出：宋太宗采用“夺胎换骨法”，将“语言皆不工”的《官箴》改造为“言简理尽”的《戒石铭》。并称赞“（孟）昶区区爱民之心，在五季诸僣伪之君为可称也。”[10]南宋中期以后，“莫详〈戒石铭〉之所自者”终于成为过去，宋太宗《戒石铭》源于孟昶著《官箴》已成为无法掩盖的公认的事实。扈仲荣等所编《成都文类》卷48《箴》收录此文，庆元三年至五年（1197－1199）任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的袁说友为此书作《序》。《四库全书总目·史部·载记类》明确指出：“今世官署戒石所刻“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苍难欺”四语，自宋代以黄庭坚书颁行州县者，实摘录孟昶广政四年所制《官箴》中语。”

第三，孟昶对官员的告诫并不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而是部分加以施行。他所任用的御史中丞杨昭俭便尽力贯彻其反腐倡廉的意图。宋人马永易《实宾录》卷8《杨雕》称：“伪蜀杨昭俭仕孟昶，为御史中丞，击搏权贵，正色当官，时号‘杨雕’。”人们往往将孟昶与李煜相提并论，其实孟昶在政治上并不缠缠绵绵，而是敢作敢为。如张业因有功于后蜀而官至司空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后又加司空兼判度支。此人“性豪侈，强市人田宅，藏匿亡命于私第，置狱，系负债者或历年，至有庾死者。”对于这个位高权重的贪腐高官，孟昶仍严惩不贷。史载，“（张）业入朝，蜀主命壮士就都堂击杀之，下诏暴其罪，籍没其家。”[11]又如申贵历任昌（治今重庆大足）、渝（治今重庆市渝中区）、文（治今甘肃文县西）、眉（治今四川眉山）四州刺史，他所在“残虐聚敛”，孟昶将其“下狱”，并“赐死”。“人皆相贺”。[12]与孟昶的反腐倡廉举措有关，后蜀也不乏廉吏。如后蜀的元老重臣、官至守司徒、平章事、判三司的赵季良便受到蜀地民众的爱戴。史载，他“性宽厚，居常无喜愠之色。”“所上遗表言不及私，蜀人韪之。”[13]又如保宁军节度使张公铎“为政严猛，僚吏畏惮民。时承前蜀之弊，狱讼繁多，案牍堆积。公铎量其所犯，随意裁决，无不称当，在任六年，民被其惠。”[14]总之，确如杨伟立先生在《前蜀后蜀史》中所说：“孟昶的政绩，主要在整顿吏治方面，所以后蜀吏治比前蜀修明。”[15]

[1]陶宗仪：《说郛》卷17《野人闲话·序》，商务印书馆本。

[2]吴任臣：《十国春秋》卷56《后蜀九·景焕传》，徐敏霞、周莹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3]《说郛》卷17《野人闲话·颁令箴》。

[4]王明清：《挥麈录·余话》卷1《景焕述野人闲话》，上海：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91年。

[5]《说郛》卷17《野人闲话·颁令箴》。

[6]《蜀梼杌校笺》卷4《后蜀后主》。

[7]《宋史》卷203《艺文志二·故事类》著录“《高宗圣政》六十卷”，与《直斋书录解题》所载卷次不同。

[8]《中兴两朝圣政》卷11绍兴二年六月癸巳引“留正等曰”。

[9]汪应辰：《文定集》卷10《题跋·记〈戒石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0]洪迈：《容斋随笔》续笔卷1《戒石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11]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88后汉高祖乾祐元年七月甲子，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12]《蜀梼杌校笺》卷4《后蜀后主》。

[13]路振：《九国志》卷7《后蜀·赵季良传》，宛委别藏本。

[14]《九国志》卷7《后蜀·张公铎传》。

[15]《前蜀后蜀史》第147页。三、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孟昶作为蜀地的“四十年偏霸之主”，[1]蜀地民众对孟昶的态度不失为判断孟昶形象问题的重要依据。北宋前期，蜀地的人心不倾向宋朝，而倾向于后蜀。前蜀降后唐、后蜀降北宋的降表均为宰相李昊所作。《蜀梼杌》载：“蜀人鄙其所为，夜书其门曰：‘世修降表李家’。”[2]有的记载还嫌如此记述还不足以表达蜀人对李昊的愤懑，采用了“蜀人愤之”、“见者哂之”[3]等词句。无论此事是当时的实情，还是后人的追述，都足以反映当时蜀地民众的人心向背。蜀地民众拥戴孟昶的佐证，还可举出以下两条。

第一，孟昶归降宋朝，离成都赴开封时的送行队伍相当浩大。《蜀梼杌》卷4《后蜀后主》载：“（孟）昶之行，万民拥道，哭声动地，昶以袂掩面而哭。自二江至眉州，沿路百姓恸绝者数百人。”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1亦载：“（孟）昶治蜀有恩，国人哭送之。至犍为县别去，其地因号曰：‘蜀王滩’。”“蜀王滩”又作“哭王滩”，一说其地不在犍为（今属四川），而在眉州（治今四川眉山）“州城东南”。李贤等《明一统志》卷71《眉州·山川·哭王滩》称：“（孟）昶治蜀有恩，国人哭送至此，因名。”[4]据此，清人吴任臣在其《十国春秋》中对孟昶荒淫的传统说法深表怀疑：“藉非慈惠素著，亦何以深入人心如此哉？迹其生平行事，劝农恤刑，肇兴文教，孜孜求治，与民休息，要未必如王衍荒淫之甚也。”[5]晚清蜀中志士杨锐题诗一首，咏叹此事：“全家万里去朝天，白马千官更执鞭。痛哭国人怀旧德，蜀王滩下送归船。”[6]

第二，北宋特别是其前期，反宋者往往假托孟氏之后以相号召。北宋平定后蜀当年即乾德三年（965）三月，反宋蜀兵“众至十余万，自号兴国军”，推后蜀文州刺史全师雄为帅，全师雄“自号兴蜀大王”。[7]所谓“兴国”、“兴蜀”，借助后蜀亡灵，试图重建蜀国的意图十分明显。30年后，李顺除自号“大蜀王”外，更自称孟氏之后。陆游《老学庵笔记》卷9记述蜀地传言：“李顺者，孟大王之遗孤。”“（王）小皤战死，众推（李）顺为主，下令复姓孟。”“故蜀人惑而从之。”吴天墀先生依据毕沅《续资治通鉴》“考异”，指出：“把李顺说成是‘孟大王之遗孤’，自系陈胜、吴广‘诈称扶苏之故智’。”[8]毕沅还说：“此蜀人怀孟氏旧恩而为此言。”[9]甚至直到宋徽宗初年，蜀地士人赵谂等“同谋借姓孟起兵，以从蜀人之属望。”[10]足见，孟昶在蜀地号召力之大，蜀地民众对他怀念之深。在蜀地民众眼里，孟昶并非昏君，而是一位较为贤明的“偏霸之君”。

[1]《五国故事》卷下。

[2]《蜀梼杌校笺》卷4《后蜀后主》。

[3]《实宾录》卷3《世修降表李家》。

[4]关于蜀王滩，直至近世仍有记载。涂长发修、王昌年篡《嘉庆眉州属志》卷2《山川》载：“哭王滩，治东南，后蜀孟昶降宋入朝，舟过此，国人送之而哭，因名”（《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39册第25页，巴蜀书社1992年版）。王铭新等修《民国眉山县志》卷1《地理志·山川》称：“蜀王滩，见旧志，今江道迁徙，失其处”（第39册第487页）。

[5]《十国春秋》卷49《后蜀二·后主本纪》。

[6]杨锐：《杨叔峤先生诗文集·诗集》卷上《后蜀杂事》，续修四库丛书本。

[7]洪业等编：《琬琰集删存》卷3《王中书全斌传（实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8]吴天墀：《水神崇奉与王小波、李顺起义》，邓广铭、徐规等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1984年年会编刊）》，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

[9]毕沅：《续资治通鉴》卷17淳化四年十二月戊申“考异”，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

[10]陈均：《九朝编年备要》巻26崇宁元年二月“赵谂伏诛”，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四、有比较才有鉴别

北宋前期蜀地民众如此拥戴和怀念孟昶，是将北宋与后蜀相比较之后所作出的判断，是对北宋朝廷的极度不满情绪的自然流露。而其原因则在于北宋前期朝廷在蜀地的政策失误和对问题的处置失当。正是朝廷的一错再错，使蜀地民众对后蜀和孟昶充满怀念之情。宋初在蜀弊政甚多，[1]这里仅简略列举以下数种。

一是入蜀宋军的暴行。宋太祖将“乾德伐蜀之役”称为“兴师伐罪”[2]之征，其实，王全斌等率领的入蜀宋军军纪败坏，暴行不断。如杀降，仅平蜀当年二月十九，一天之内，“王全斌杀蜀降兵二万七千人于成都”。[3]又如残忍，“有大校割民妻乳而杀之”，宋太祖得知此事，也不禁哀息：“妇人何罪？而残忍至此！”[4]诸如此类，罄竹难书。史载：王全斌等在蜀“昼夜宴饮，不恤军事”，“部下渔夺货财，蜀人苦之。”[5]“蜀军愤怨，人人思乱。”[6]宋太祖不得不将王全斌等贬官，承认入蜀宋军“专杀降兵，擅开公帑，豪夺妇女，广纳货财，敛万民之怨嗟，致群‘盗’之充斥。”[7]对于宋军的暴行，如今确实可以视为统一的代价。但当年深受其害的蜀地民众则无法忍受。前面讲到的蜀人泣别孟昶的送行活动正是一次声势浩大的抗议宋军暴行的群众运动，以全师雄兴国军为代表的反宋兵变、民变则是当时蜀地人心向背的具体体现。《宋史·太祖本纪二》称：乾德三年三月，“两川‘贼’群起。”蜀地反宋事件，风起云涌。仅《锦里耆旧传》卷4便载：乾德三年四月，“陵州（治今四川仁寿）‘贼’袁廷裕反，资州（治今四川资中）黄承浦、普州（治今四川安岳）刘泽时人号之刘硬弓、昌州（治今重庆大足）赵令等反，各据本州，与全师雄应接，所在州郡，道路不通。又嘉州（治今四川乐山）马承逸反，屯犍为山，进攻州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