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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的百事通 第七十八节 司法牟利是法律的天敌（第1页）

“生活中的百事通.（..）”！

5月15日《山西发展报》报道：去年5月，稷山县煤炭运销公司经理张立新因涉嫌贪污公款11000余元，被县检察院立案查处。办案人员在宾馆包了4间客房，食宿35天，住宿费14000多元、“招待费”为4600元，连同他们的手机电信费，共花2万余元，全部由煤运公司报销。而4间客房35天的收费标准最高也不过7000元。更有甚者，同年9月，县检察院对嫌疑人张立新关押后，以“暂押款”的名义用白条向煤运公司收取现金7万元、并以“取保候审暂押款”、“能源基金款”等名义，收取涉案人员68000余元的现金，出具的同样是白条或内部收据。此案查处已一年，却仍无结论。

即使在中国专制社会的吏治腐败已经充分制度化的明代后期（那时无辜者遭衙门诬陷毒打之后，还要交门费、行杖费等一大堆名目的贿赂），某人为了侵吞“巨万家财”而进行恶意诉讼时，他向一位远近出名的贪官行贿的数额也不过五百两银子，而且行贿受贿双方都承认这个数目是“买心红的公价”。相比之下，今天为了正当维护国有资产而查处涉嫌贪污1万元的案件，竟然支出了16万元而仍然没有得到实际的裁决，后世会怎样评价这一对比在法律史上的意义呢？

我们知道，专制社会的法律制度一般具有两个最显著的特征：一是它对于民众的政治禁忌性和压迫性――只有统治者具有立法和司法权，所以旧时把法律径直称为“王法”和“官法”，三四百年前的老百姓就明白：“‘王子王孙犯法与庶民同罪’这句话看起来，不过是设而不行的虚套子，有甚相干！”其二，法律是执法官僚贪污私敛最便利的工具。所以启蒙主义思想家孟德斯鸠在强烈抨击了“专制国家里，法律仅仅是君主的意志而已”之后，紧接着就说：“专制的国家有一个习惯，就是无论对哪一位上级都不能不送礼物……这种政体是必然如此的。在这种政体之下，就没有一个人是公民；人人都认为上级对下级没有任何义务。”由这一法理所决定，司法牟利的规模，是整个专制社会腐败过程中恶性膨胀最快的因素之一，所以中国过去有了“衙门朝南开，有理没钱别进来”这家喻户晓的俗谚，有的官吏甚至可以指着监狱的大门公开炫耀：“此吾家钱穴！”

与此相反，现代民主社会的合法性基点之一，就在于它对公民提供普遍法律保障的天然责任和义务，所以联合国《国际人权宣言》中强调的“公民的政治权利”就包括他们“享受法律的平等保护”――在这样的法理基础上，刑事案件的诉讼成本要由国家支付并要受到行政制度、纳税人和社会舆论的普遍监督制约就是必然的。而从中国的现实来看，也只有切实使司法程序和司法成本受到有效监督，才能遏制司法腐败，也才能使千百年来饱受旧司法制度宰割盘剥的老百姓，逐步建立起对法律的信赖，从而告别“人能百忍即无忧”的臣民习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