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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韩非子深深震撼了年轻的秦王（第2页）

“所言至当！势治过甚，与人治无异也！”嬴政批下了自己的评判。

再说术治。术者，寻常泛说之为技巧也方法也。然则，法家所言之术，却是治吏之道，是谓术治。战国之世，术治说由申不害执牛耳，被天下看作与商鞅法治说并立的法家派别。申不害术治说的理念根基在于：无论是势还是法，都得由人群来制定推行；这个人群，便是君王所统领的臣下；若君王驾驭群臣得法，律法政令便能顺利推行，否则天下无治；所以，治道之本在统领臣下之术治。显然，申不害术治说也是偏颇的，漏洞也很明显。一个最大的尴尬是：国家若不变更旧法（根基是不废除实封制），而唯重吏治整肃，便不能根除奸宄丛生腐败迭起的痼疾，国家始终不能真正强盛。齐国如此，韩国更如此。

《韩非子》严词诘难申不害的术治说及其在韩国的实践。

“韩国法令庞杂，故晋国之旧法与新法并行。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故奸邪必多。贵胄之利在旧法，则以旧法行事；官吏之利在新法，则以新法行事；其利若在旧法新法之相悖（冲突），则巧言诡辩以钻法令之空隙。如此，申不害虽十使昭侯用术，而奸佞丛生也！故托万乘之劲韩，七十年而不至于霸王者，用术于上、法不勤修之患也！”36

基于申不害给韩国留下的术治传统危害极大，也基于韩非自己对术治的冷静评判，韩非对“术”作了严格定义：“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37用今人话语说，术治便是用人制度与问责制度的运用法则。所以，韩非倡导的术治绝不是简单的权谋之术，尽管它也包括了权谋之术。

嬴政最为赞叹的是，韩非没有因纳术入法而轻法，而是将术与法看作缺一不可的治国大道。有人问，法治术治何者更重？韩非答曰：“此犹衣食之孰重孰轻，不可无一也，皆养生之具也。人不食，十日则死。大寒之隆，不衣亦死……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38

从九岁起，嬴政便是秦国太子。从十三岁起，嬴政便是秦国之王。从二十二岁起，嬴政便成了天下第一强国的亲政君王。其间风雨险恶不可胜数，对君王不可或缺的正当权谋体味尤深，可谓烙印在心刻刻不忘。为此，嬴政对《韩非子》所阐释的术治新说深有同感。读《定法》之时，嬴政连饮三大爵凛冽老酒，慨然拍案道：“如此术治，宁非与法治共生也！韩子大哉！”

最令嬴政感奋不能自已者，还是韩非的《孤愤》篇。

韩非之《孤愤》，不是诉说自己的孤独，不是宣泄一己的愤懑，而是为天下变法之士的命运愤然呼号。嬴政记得，初读《孤愤》时一身冷汗，眼前梦魇般浮现出翻翻滚滚的惨烈场景，车裂商君的刑场尸骨横飞鲜血遍地，浑身插满暗箭的吴起倒在血泊灵堂，浴血城头将长剑插进自己腹中的申不害，刺客刀尖闪亮苏秦颓然倒地，形容枯槁的赵武灵王正疯子一般地撕裂吞咽着掏来的幼鸟，嘴角还淌着一缕鲜红的血……

“昭昭《孤愤》，志士请命书也！”更深人静，嬴政慨然拍案。

《孤愤》没有罗列一个血案，却令人惊悚，令人惕然。根本处，在于《孤愤》以无与伦比的洞察力烛照了变法志士无法避免的悲剧命运，将血腥的未来赤裸裸铺陈开来给芸芸众生浏览，冷森森地宣示了变法家的血泊之路。行法牺牲者的命运，韩非是一层层揭开的：

首先，变法之士的秉性与使命，决定了必然与当道贵胄势成不共戴天。“智术之士，必远见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烛私。能法之士，必强毅而劲直，不劲直，不能矫奸。……智术之士明察，听用（一旦任职），则烛重人（当道权臣）之阴情。能法之士劲直，听用，则矫重人之奸行。故智术能法之士用，则贵重之臣必在绳（朝纲）之外矣！是，智法之士与当道之人，不可两存之仇也！”

其次，当道旧势力拥有既成的种种优势，变法之士则是先天劣势。《孤愤》一一列出了当道者的基本优势，谓之四助五胜。四助是：诸侯之助，群臣之助，君王近臣之助，门客学士之助。之所以有此四助，根由是：“当道者擅枢要，则内外为之用。”有权力结交诸侯，有权力决定群臣利益分配，与君王之近臣内侍利害相关，有权力财力给士人门客以养禄，故有这四种助力。五胜是：一为官爵贵重，二为朋党众多，三为得朝臣多数，四为国人多趋于传统而一国为之讼（辩护）；五为得君王爱信。与当道者相比，变法之士却是五不胜：一官爵低（处势卑贱），二无党附（无党孤特），三朝野居少数（反主意与同好争，一口与一国争），四缺乏故交根基（新旅与习故争），五与君王及其亲信疏远（疏远与近爱信争）。

其三，如此态势之下，变法之士的命运结局必然是走上祭坛做牺牲。“资（根基）必不胜，而势不两存，法术之士焉得不危？其可以罪过诬者，以公法诛之！其不可以被以罪过者，以私剑（刺客）穷之！是明法而逆主上者，不戮于吏诛，必死于私剑矣！”这是韩非最为冷酷的预言。变法志士只要违背传统势力之利益（逆主上），只有两种结局——不死于公法（世族贵胄以祖制问罪），必死于私剑（刺客）。

其四，变法之士必为牺牲，然变法之士死不旋踵代有人出。韩非清醒地看到了变法之壮烈，揭示了这种壮烈的根本缘由。变法之士者，生命之大勇大智者也，宁变法而死，也不愿为腐朽将亡之邦殉葬。“与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与亡国同事者，不可存也！今袭迹于齐晋，欲国安存，不可得也！”最后，《孤愤》对君王提出了冷峻的警告。变法之难，要在君主，君主不明，国之不亡者鲜矣！变法之士，孤存孤战。基于此，韩非告诫欲图变法之君王，该当如何认识并保护变法之士。其最要紧的有两条：一则，不与左右亲信议论变法之士，更不能凭亲信议论评判变法之士。“修士（人品高尚之士）不以货赂事人，恃其精洁，更不以枉法为治……人主左右求索不得，货赂不至，则精辩之功息而毁诬之言起矣！治乱之功制于近习，精洁之行决于毁誉，则修治之吏废。听左右近习之言，则无能之士在廷，而愚污之吏处官矣！”二则，君主与权臣的利害不同，君主一定要明察权臣朋党用私、杜绝贤路、惑主败法之罪行，否则无以变法。“主有大失于上，臣有大罪于下，索国之不亡者，不可得也！”

昭昭《孤愤》，变法家牺牲之祭文也！

烈烈《孤愤》，变法家命运预言书也！[点评17]

这便是韩非，在那剧烈动荡的大争时世，自囚深居而思通万里烛照天下，将鲜为世人所知的种种权力奥秘与政治黑幕化为皇皇阳谋，陈列于光天化日之下，成为权力场运行的永恒铁则。一部《韩非子》，使古往今来之一切权力学说与政治学说相形见绌，直是人类文明之绝无仅有也！即或后世西方极为推崇的马基雅维里之《君主论》，也远远不可与其比肩而立。其深刻明彻，其冷峻峭拔，其雄奇森严，其激越犀利，其狰狞诡谲，其神秘灵异，其华彩雄辩，其生动谐趣，无不成为那座文明高峰的天才丰碑，无不成为那个时代的学养旗帜。《韩非子》之命运，如同其《孤愤》所揭示的变法家的命运一样：在一个变法为主流的时代，他是焚毁黑暗的熊熊火把；在迂阔守成的时代，他却被传统学派一代又一代地诅咒着谩骂着，不能以公法灭其学，则必以口诛笔伐追诬其人，追诛其心。然则，不管如何咒骂，《韩非子》都始终是权力场中无以替代的法则，一切当道者都得悄悄地按照其法则运行。后世有学人冯振，曾云：“《韩非子》乃药石中烈者，沉疴痼疾，非此不救；用之不当，立可杀人！虽知医者，凛凛乎其慎之！”这是后话。

那一夜，嬴政不能安眠，老酒一爵爵地饮，浑然不知其味。

五更鸡鸣，嬴政长吁一声：“嗟乎！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

次日清晨，嬴政立即召来李斯与姚贾，事由只一句话：“无论何法，务求韩非入秦。”两人一阵思忖，李斯提出自己出使韩国力邀韩非，姚贾却不以为然。姚贾说：“韩非能否入秦，既在韩非，更在韩王。姚贾知韩甚深，对韩非亦有种种查勘。姚贾以为，若以求贤之心邀韩非，韩非必然拒绝；只有以威势压韩王，以韩王压韩非，韩非或可入秦。长史入韩，着力处只能是韩非，对韩王这般谋术成癖之小人国君，只怕力有不逮也！”李斯笑道：“韩王固小人也，足下何以克之？”姚贾答曰：“善术之小人，唯认威慑，岂有他哉！”李斯又笑道：“足下安知李斯无威慑韩王之才？”姚贾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我观长史，大才长策之士也，然对卑劣小人却不擅应对。如此而已。”李斯对秦王一拱手道：“姚贾此说，臣无异议，但凭君上决断。”嬴政当即拍案决断：姚贾使韩，务求韩非尽快入秦。[点评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