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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别人一起感同身受（第1页）

有一个句子像是一颗灵丹妙药，它可以瞬间平息争执，消除怨恨，制造好感，并使人们开始注意地听你讲话。是什么样的一句话有这么大的魔力呢？

这句话就是：“你说的我也有同感，我要是你，也会这么做！”

世界上最阴险狡猾、性格固执的人听到这话，气也会全消了。而且你完全可以真心诚意地说出这番话，因为你是他的话，你当然也会有一样的感受，这是句大实话，放之四海而皆准，绝非是骗人的！就拿艾尔·卡彭举个例子，假如你遗传了他的身体、性情，思想也和他空前一致，而你也拥有和他一样的成长环境与经历，那么你就有可能和他做出同样可怕的事来。他之所以沦为通天大盗，和这些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

你不是一条响尾蛇，唯一的原因是，你的父母不是响尾蛇。你不会跟牛接吻，不拿蛇为神明，唯一的原因是，你没生在勃拉乌波答河岸的一个印度家庭中。

所以如果你是个成功人士，那么其实和你自己的关系不大。同理，那些脾气不好、心胸狭窄、不讲道理的人之所以成了那个样子，也不能怪他们，他们也不想成为那样的人，所以他们也是可怜人，咱们应该为他们感到惋惜和同情。约翰·柯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当你看到街上一个摇摇晃晃的醉汉时，你必须要知道如果不是上帝的恩惠，你也会和他一样。”

据统计，你遇到的人中，有四分之三的人都值得同情！如果你给予他们同情，他们会很感激你的。

有一次，我在电台做嘉宾时，说到《小妇人》的作者路易莎·梅·奥尔柯特女士。我当然要提及这部著作是她在马萨诸塞州康科德生活的写照，小说也是在这个地方完成的。但是我一不小心把马萨诸塞州说成了新罕布什尔州，假如说一次也就算了，但是我竟然说了两次。这一下算是捅了马蜂窝，一时间各种的信函、电报像雪片一样飘来指责我！谩骂我！就像一群胡蜂似的，绕在我的头上“嗡嗡嗡”的。其中有位老贵妇，她出生于马萨诸塞州康科德，现在她住在费城，她给我写的信中充满了侮辱的言语，就好像我把奥尔柯特女士说成是新几内亚的食人族一样。我看完她那封信后，对自己说：“感谢上帝，幸亏她不是我老婆。”

我打算写封信告诉她，就算我弄错了地名也罪不至死啊，可是她却连一点儿最基本的礼节都不懂，出口伤人是不是太过分了呢？我打算用最恶毒的语言批判她，说不定写到最后我还会撩起衣袖去告诉她，我对她的印象，是多么的恶劣。可是，我并没有那样做，我忍住了。只有傻瓜，才会那样做。

我可不能和傻瓜一般见识，所以我决定不跟她计较，我对自己说：“如果我是她的话，可能也会有同样的感觉。”贵妇们心中的女神被我搞错了出生地，我觉得她心里不舒服也是正常的。后来我去费城的时候，打了个电话给这位贵妇，当时谈话的内容，大概是这样的：

我在电话里说：“夫人，几个星期前，您写了一封信给我，在此我要表示感谢！”

电话那头传出柔和、流利的声音，你一点儿都不会和写那封信里的那个女人联系在一起，她问道：“你是哪一位，很抱歉，我听不出声音来？”

我对着话筒说：“对您来讲，我只是一个陌生人，我叫戴尔·卡耐基。数星期前，您听电台广播，然后就写信指出我那个无法宽恕的错误。把《小妇人》的作者奥尔柯特女士的出生地搞错了，那时候我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我为了这件事向您道歉，您还花费这么多时间，写信指正我的错误，我要对您表示谢意。”

她在电话那头说：“我很抱歉，卡耐基先生，我在信里粗鲁地向你发脾气，要请你包涵、原谅才是。”

我坚持说：“不，不，都是我的错，该道歉的是我，即使是个小学生，也不会弄出像我那样的错误来。那件事，我已经在电台更正过了！现在我亲自向您道歉，希望您能原谅我。”

她接着说：“我生长在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两百年来，我的家族在那一带一直很有声望，我以我的家乡为荣。当我听你说奥尔柯特女士是新罕布什尔州人时，我实在太难过，所以才写了那封言语过分的信。这封信使我感到愧疚、不安。”

我说道：“实话跟您说，我比您难过十倍。我的错误，对马萨诸塞州来讲，并没有什么伤害，可是对我自己却是沉重的一击。像您这样一位有身份、有地位的女人，很难想象您会给电台写信的。以后我如果再说错什么话，只要您听到了，就写信给我。”

她在电话那头说：“你这种愿意接受人家批评的态度，我十分欣赏，我愿意跟您交个朋友。”

从这几分钟的电话内容来看，当我理解了她的初衷，向她致歉时，我也同样得到了她的谅解和道歉。我能控制住自己的脾气，这点我自己感到很满意。我觉得传递善意，要比你直接跟她说“你去死吧！”，要开心得多。

但凡当过美国总统的人，都会遇到很多棘手的人际关系问题。塔夫特总统也不例外。他曾经说过他的经验之谈，同情是消除隔阂最有效的药物。在他的著作《伦理中的服务》一书里，塔夫特举了一个很有趣的例子，他是如何让一个对儿子失望至极又恨铁不成钢的母亲，平息了心中的怒火。书中写道：

住在华盛顿的一位太太，她丈夫在政界相当有势力；她缠着我将近两个月的时间，要我替她的儿子安排一个职位。她还拜托了议院中的几位参议员，来替她儿子说好话。可是那个职位是一个关键的技术岗位，而不是给一个官二代消遣用的。所以经该部的部长推荐，我委派了另外一个人，之后我就接到那位母亲的来信，她指责我忘恩负义，还说我不厚道，举手之劳的事都不愿意帮她。她还说她曾如何劝说她那一州的代表，让他们支持我通过了一项重要法案，可是我却用这种形式报答她。

当你接到这样一封信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要如何措辞，回击这个既粗鲁又鲁莽的人，接着，或许你就准备动笔写信了。可是，如果你是一个聪明的人，你就会把这封信放进抽屉里，两天后，再把这封信拿出来。像这类信，迟几天回信，也不耽误事。但你那时的气早就消了，也就不会用过激的言语冲撞对方了，我就是这么做的。我坐下来尽力用最客气的言语写了封回信，告诉她，我知道一个做母亲的，遇到这种事情时，会感到很失望。可是我坦白地告诉她，委任那样一个职位，并非是我一个人说了算，而且那个岗位对于技能的要求很高，必须找一个合适的技术人才才可以胜任，所以我才另派他人。我希望她的儿子在他现有的工作岗位上努力工作，以期将来有所成就。那封信平息了她的怒气，她寄了一封短信给我，对她上次的事表示抱歉。

但我所委任的那个人，短时内还不能到岗。过了几天，我又接到一封署名是她丈夫的来信，可是信上的笔迹却跟之前的那一封完全一样。

这封信上说他太太由于这件事，而患上神经衰弱，现在卧床不起，也怀疑胃上长了一个瘤。为了让他妻子恢复健康，他恳求我，那个位置能不能由他的儿子顶替。我不得不再回一封信，当然这封信我是写给他丈夫的。首先，我希望他太太早日恢复健康。我非常理解他妻子对儿子的一片苦心，可是这是政府的政令，岂能朝令夕改，已委派的人是不会被轻易更改的。几天后，那人也正式上任了。就在我接到她丈夫那封信的第二天，白宫举行了一个音乐会，最先到场向我和我夫人致敬的，就是这对夫妇。

索尔·胡洛克是美国第一位演出经纪人，他和诸如夏利亚宾、伊萨多拉、邓肯、巴普洛娃这样的世界级艺术家打了半辈子的交道，有二十多年的经验。胡洛克告诉我，这些艺术家往往都很有性格，喜怒无常，要应付他们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他和这些明星交往的过程中，学会了理解，理解他们可笑、古怪的脾气和特立独行的做派。

胡洛克曾担任世界低音歌王费多尔·夏利亚宾的经纪人，而且一干就是三年。最让胡洛克伤脑筋的是，夏里亚宾在生活中可不像他在舞台上那样受人喜爱，他就像一个被宠坏了的孩子。用胡洛克的话说：“无论从哪方面看，他都像是一个折磨人的恶魔。”

例如：晚上有演唱会，夏利亚宾会在当天的中午打电话给胡洛克说：“索尔，我觉得很不舒服，我喉咙疼得很厉害，今晚我不能登台演唱了。”胡洛克听他这样说会同他争辩吗？不，胡洛克才不会这样做！他知道做一个艺术家的经纪人，绝对不能这样处理有关明星的问题。所以，他会立即赶到夏利亚宾住的旅馆，显得十分惋惜地说：“我可怜的朋友，我马上去通知取消今晚的演唱会，你损失点出场费倒不算什么，可是你的名声也会跟着折价啊，太不幸了。”

夏利亚宾听胡洛克这样讲后，他有些犹豫了，叹了一口气说：“索尔，你等一会儿再来好吗？下午五点钟来，看那时我的情形再定夺！”

到了五点钟，胡洛克先生再去找夏利亚宾，坚持要替夏利亚宾取消当晚节目。可是夏利亚宾却说：“你晚一点儿再来，到那时，或许我会好一点儿！”

到了七点半，这位低音歌王终于答应登台了。他唯一的条件，就是要胡洛克上台告诉观众夏利亚宾患了重感冒，嗓子出了问题。胡洛克会假意答应下来，因为只有这样夏利亚宾才会登台献唱。

阿瑟·盖茨博士在他那部著作《教育心理学》中这样写道：

人都渴望别人的同情。孩子们会大哭大闹显示他们的脆弱，有的甚至于故意弄伤自己，以博得大人们的同情。成人们也是如此，他们会把自己的心理创伤有意无意地说出来，他们特别愿意讲自己所患的疾病，特别是动手术的经过。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任何人都渴望被怜悯。

所以，请记住第九项原则：

与别人一起感同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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