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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魂归黄花岗（第2页）

广州起义前夕，黄兴将十路军改为四路军，约定1911年4月27日（旧历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下午5点30分同时举事，不料，陈炯明、胡毅生、姚雨平所率领的那三路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发动；新军、巡防营也未能参加战斗，所以，这次广州起义，实际上只是一百二十多名革命志士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做的一次殊死搏斗。一些人在战场上牺牲，一些人被俘后英勇就义，幸存者寥寥无几。

革命党人发动起义的当晚，清朝两广总督张鸣岐便下令关闭各方城门，派兵把守各个重要街口，禁止一切行人往来。他还传令，不论采取什么方法和手段，只要是能够杀掉革命党的，即以杀人多少来计算，每一颗人头赏一百零二元。尽管如此，广州市民仍有许多人同情和支持革命党人的正义行动，他们冒着全家被株连的危险，将革命党人藏在家中，或为他们引路，或给他们赠送衣食……正是在群众的保护之下，部分革命党人才得以脱离险境，没有丧生于这森严恐怖的广州城。

整个广州城都笼罩在一片恐怖的气氛之中，革命党人的遗骸散落在大街小巷，他们有的是在起义中英勇捐躯的，有的是被俘后从容就义的……天气逐渐炎热，这些遗骸已经面目全非，腐烂发臭，蝇虫萦绕。

直到第四天，清朝官吏才通知慈善堂，准许收殓尸体。

各慈善堂接到通知后，开始陆续派人把各处的烈士遗骸收殓起来，并将其放到东门外省谘议局门前的空地上，依次排列了十几堆。遗骸断头折臂，血肉模糊，行人从这里经过，都不忍目睹。那么，将这几十具遗骸埋葬在哪里呢？这个问题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争议，南海和番禺两县知县（当时广州分属两县管辖）打算把埋葬的地点定在臭岗——埋葬被杀罪犯的地方。

同盟会会员潘达微虽然在起义的准备阶段也参加了一些工作，但是始终没有暴露身份。他以《平民报》记者的公开身份，在这时毅然冒险挺身而出，四处奔走，甘愿冒死收殓烈士遗骸。几经周折，他终于说服了广仁善堂的董事徐树棠，另外选择埋葬地点。徐树棠经过一番考虑之后，决定用一个叫做“红花岗”的地方来埋葬起义者的遗骸，红花岗位于沙河马路旁，毗邻三望岗，地势虽说不够雄伟，但在危难之时能得到这么一块净土，已实属大不易了。潘达微对烈士们的这个最终归宿很满意。

1911年4月27日广州起义阵亡和就义的烈士共有八十六名，其中有二十九位华侨。烈士中最小的余东雄年仅十八岁，出生在马来亚；年龄最大的罗联已五十二岁，是越南华侨。

红花岗共埋葬了七十二具烈士的遗骸，这就是史称“七十二烈士”的由来。

潘达微是书画家，觉得红花岗这个名字有些俗气，想改一个名。改什么好呢？他想到，梅、兰、菊被中国文人视为花中君子，而其中的菊，既大气傲然，又具有耐寒风骨，象征贞烈之志，这不正暗喻着革命烈士们的高尚情操吗？菊花又名黄花，因此，他把红花岗改名为“黄花岗”。

“青山有幸埋忠骨”，黄花岗这个本不出名的地方，因为埋了七十二烈士而尽人皆知。

潘达微当初绝不会想到，这一场轰轰烈烈的广州起义，竟以“黄花岗起义”名世。

室内烟雾缭绕，弥漫着浓郁呛人的烟味儿，在这朦胧的烟雾之中，隐约看到墙角处摆着一尊圣母像。

此刻，黄兴正默默地坐在圣母像旁边，靠着一张桌子，闷闷地抽着烟，地上的烟蒂已经堆得像一座小山，但他却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咳，咳……”黄兴一阵咳嗽，脸色涨得青紫。

他的右手因为伤势严重，现在仍然缠满了纱布，一只手腕又肿又胀，却不时地伸出手去，按住桌上摆着的那把手枪，浑然不顾手上的阵阵剧痛。

随着一阵脚步声，徐宗汉疲惫不堪地走了进来，她面容憔悴，发丝凌乱，一身湛蓝的长布衫上还布满了一块块的泥水痕迹。

一见到徐宗汉，黄兴便猛然站了起来，问道：“牺牲的同志找到多少？都葬了吗？”

徐宗汉一脸沉重：“一共七十二个，都葬了，葬在广州郊外的红花岗。潘达微嫌红花岗这个名字有些俗气，所以打算把那里改叫黄花岗。”

“有一欧吗？”黄兴小心翼翼地问。

徐宗汉摇了摇头：“没有……”

“不知道他……是不是还活着……”黄兴燃起了一线希望。

“克强兄，别担心，一欧那孩子机灵，我估计他没事儿。再说，潘达微还在寻找……”

黄兴点点头。

说着，徐宗汉拿出一张纸递给黄兴：“潘达微怕你惦记牺牲的同志，画了一幅黄花岗的草图，让我带给你。”

黄兴的心里又是一阵悲痛，他将那张纸接了过来，摊开一看，虽说是草图，但到底是画家的手笔。只见那寥寥几笔勾勒的荒山蔓草间，竖立着烈士的墓碑，前景是参天松柏，虽则寥寥，却也伟岸挺拔；后景是一轮明月，清白无暇，十分悲壮。在这张草图上，还有潘达微的题句：

七十二坟秋草遍，更无人表汉将军。

这句诗出自清代诗人陈恭尹的《邺中怀古》，但是其中却饱含着潘达微对革命同志的一片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