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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能喝水喝水会冲淡紧张（第5页）

护士欣喜地走进来，说，您终于醒了。

我虚弱地说，好多了。谢谢你们。

护士说，多少人为您担心呢。

我说，我想自己到花园里转转。

护士说，这我们可做不了主。

我说，你们请示一下医生，就说我想到外面散散心。

护士一溜儿小跑叫来医生，医生做了一番检查，说我的生命指征都还好，同意了我的请求。我一个人到了小花园，正是开晚饭的时间，花园里很安静。我拨响了那个号码。

很久很久，都没有人接，但电话是通畅的。在我的耐心几乎用完的时候，一个女子的声音传了过来：这才几点啊，就打电话来，还要不要人活了？

我看看表，晚上六点。我说，你是谁呀？

对方伶牙俐齿地说，你给我打电话，你凭什么问我是谁啊？我要问你是谁啊？

话说到这个分上，我基本上明白乌海是接到了一个打错了的电话。我体乏手抖，不想和她啰嗦下去了，刚要挂断电话，她好像突然睡醒了，说，哦，我知道你的是谁的电话了。他怎么啦？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了？我那天晚上等了他一夜呢！

这番话，说得我一头雾水。这是一个什么女人，为什么和乌海这样熟络？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想到这里，我想我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稳住这个女人。我对她说，我是乌副市长的好朋友，是他绝对信得过的人。受乌副市长之托，我有要事需尽快告诉你，请你约定一个时间地点见面。

我知道乌海之死的消息还没有通报公众，因为要排除有人暗害的可能性，公安部门还在调查中，一般人并不知实情。

那边的女子很痛快地定了一个小时之后在茶楼见面。

我怎么才能认出你来？我问。

他没告诉你吗？女子有些纳闷地说。

我心如刀割，说，没有告诉。你知道他很忙。

女子说，我穿一双红袜子。

我回到病房，对护士说，我要到街上去一下。

护士为难地说，这可不行。

我说，我一定要去。因为这事我父母还不知道，我要想想怎么亲口告诉他们。如果他们是从别人嘴里知道了这事，也许会出人命的。我的情况已经恢复了，我还有很多事要处理。如果你们不让我出去，我就再也不回到这里来。而且，我还是会走。

两个护士只好千叮咛万嘱咐，要我小心，我一一答应下来。紧赶慢赶到了茶楼，我先定了一个靠窗的小茶室，狭小到只能坐下两个人。然后到大门口去等。

一个穿红袜子的女人。她到底是谁？她和乌海是什么关系？好奇像一道金边镶在了悲痛的四周，让悲痛更加醒目。

一个又一个的女人走了进来，她们穿着白袜子肉色袜子，还有穿黑袜子和没穿袜子的，但是没有一个女人穿红袜子。我等得有些绝望，这不会是一个恶意的玩笑吧？愤怒地拨通了那个电话号码。

一个女人夹带着悦耳的手机铃声走了进来，她的袜子上嵌着两道红边。看到我，她走了过来，伸出手说：“让你久等了。”

贺顿说：“今天就到这里吧。在我们没有讨论完之前，请你不要采取任何不可挽回的措施。”

李芝明说：“什么叫不可挽回？”

贺顿说：“就是你以后也许会后悔的举措。想要破坏不必着急，破坏永远来得及。”

乔玉华有点佝偻，病痛的折磨让她不能挺直腰杆。领导的威严和行将就木人的智慧，奇妙地交织在一起，令人仰视。贺顿对自己说，不要退缩。如果你退缩了，你就帮不了她。

“我很想知道，为什么是一百零一个洋娃娃？而不是一百零二个或是九十九个？”贺顿问。

“这不是问题。洋娃娃是一个又一个买来的。买的时候很随意，喜欢就买。买得多了，就数一数。数完了也记不住，有的时候多一个有的时候少一个。并不是特意凑的数。”乔玉华胸有成竹地回答。她稍稍拱起的背部，仿佛一只栖息的蝎子，静静地举着尾巴，微笑着蹲踞在路旁，等待着贺顿经过。

“这是一个问题。”贺顿寸步不让。

“你说是问题就是问题啦？我不服气。我到你这里来，不是为了生气，是为了讨个主意。你如果没有主意就算了，犯不上故意找出个话题来说三道四。”乔玉华反驳。

老年人都是固执的。但心理师认准了的道理，会更固执。贺顿说：“一百零一个，这是个非常有意义的数字。在这后面，一定隐藏着什么。”

“没有。没有隐藏。我就要死了，一个快死了的人，没有任何隐藏。”

“您不要把话说得那么绝。这样，就封闭了一切可能性，我们就很难找到出口。想一想吧。我觉得一定有一扇门藏在一百零一这个数字后面，找到了它，我们就可能有了出路。”贺顿热切地说。她对老年人，特别是濒死的老年人，总是怀有深切的眷恋。

姨妈病了，托人带信来，说临死前想见妈妈一面。贫穷是一种奇怪的东西，会让亲情要么变得很淡，要么变得很浓。妈妈和姨妈家分属不同种类。当绛香家非常贫困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姨妈在哪棵树下乘凉，现在妈妈有了一个能充当长期饭票的男人，姨妈也就重新浮出水面。妈妈对这一切心知肚明，但同胞手足的呼唤总是令人难以抗拒，再加上病入膏肓。死亡有大于一切的魔法，可以化干戈为玉帛。妈妈以最大热忱准备探亲的用度，直到最后一刻才想到绛香怎么办。

“你到村头的李婆婆家住几天。”妈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