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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五十三章 科举考试之武举二（第2页）

会试三场过后，第十天面试，朱元璋亲自观其骑射。

朱元璋主张乱世用武，治世用文。洪武朝正是由乱入治之时，朱元璋的心思是通过科举取士，一次性选取出文武双全的人才。

可是，从洪武三年到洪武五年，文举连试了三年，朱元璋认为这些挑选出来的“后生少年”才不堪用，就罢科举不用。

一直到了洪武十七年才重新开科，同样只从文科取士，未开武科。

三年后，即洪武二十年1387年，礼部看朱元璋还没有开设武科的意思，就奏请立武学，用武举。

朱元璋大不以为然，回复说，你等这是将文武分拆开来，长此以往，天下就没有文武全才的人了。

其后的建文、永乐两朝，也都沿袭了朱元璋的思想，未开武举。

到了英宗朝，大明帝国已不复洪武、永乐两朝的威风霸气，也没有仁宣两代的承平晏乐，盗贼蜂起，边患频仍。

监察御史朱鉴于是上请设京卫武学疏，以唐代武举挑选出裴端、郭子仪为例，说就因为唐王朝得到了这样的盖世大材，从而收到再造奇功，提出开武学，以典武科的建议。

正统六年1441年五月，英宗正式批准朱鉴的奏请，下令在南京、北京各办一所武学，立武学学规。

少年英宗慨然有鞭挞四方之志，思慕太祖、成祖的伟烈雄风，听说瓦剌犯边，便轻启亲征之举，结果在土木堡被俘，武举之立也因之搁浅。

到了天顺八年1464年，也就是大明朝建立后的第九十六个年头，英宗病逝，宪宗即位。

宪宗深以“土木之变”为耻辱，而西北边防也已成为了明王朝的心腹之患。

再者，武职世袭弊窦丛生，八股取士又难录得全才，于是，于该年十月批准公布了明朝第一部武举法。

也就是说，天顺八年为明朝武举的起始年。

不过，从宪宗实录的记载来看，天顺八年武举虽已开科，但无一人应试。

究其原因，是明王朝过于重视文化轻视武学，社会上形成了浓重的“右文左武”风气，人们都以文举为正途，以考中进士为荣耀，不屑于武学和参加武举科考。

明人吴骞辑在东江遗事中写东江镇帅毛文龙在万历年间参加武举时，还提到“明俗轻武人，乡有习武者，目为兵，不齿于所亲。”

按照查继佐罪惟录卷十八科举志上的说法，由于明代士兵的户籍为军籍，和普通民籍有别，且犯罪的人就被罚去当兵，这使得军职人员社会地位低下，从而影响到了武举发展。

很多世家大姓不以子孙中武举为荣，反以为耻，认为这是自轻自贱，污损先祖这做法。

经过从天顺八年1464年到弘治十七年1504年近四十年的发展，武科考试程序与项目算是初步完善，但武举考试却经常中断，规模并不是很大。

嘉靖年间的武举录记成化年间的武举录取名额，不过二名到七名左右；弘治年间的武举录取名额，不过十五名到三十名左右。

明朝武举制度的成熟阶，是武宗正德三年1508年至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的四十年间。

正德二年1507年四月，明武宗诏令武科考试结束，自己将在是府赐宴武举人，该宴就赐宴中府，称“会武宴”，此举，开明代武举赐宴的先河。

正德三年1508年，明朝兵部出台了武举条格，进一步完善了武举法。

武举制度也发展成了乡试、会试两级考试制度。

像是前文说过的，武宗朝的武举人许泰，是大明朝现有史料可考的武举人中，官职最高左都督的一个，也是唯一被皇帝收为义子、唯一被赐国姓朱、唯一被封爵安边伯，永定伯的一个。

明武宗朱厚照重视武学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至崇祯四年1631年是武科发展又迈了一个大台阶。

嘉靖年间“倭患”大炽，时代呼唤名将，这个背景下，武举人俞大猷在抗倭战争中脱颖而出。

俞大猷是嘉靖十四年的武举人，武功高强，曾到少林寺踢馆，横扫少林寺僧众。

在抗倭战场上，俞大猷手刃倭寇无数，明史称“老成宿将以俞大猷称首。”

此外，朱先、郭周、张景安、朱平、姚清等抗倭英雄都是从武科场上走出来的杰出人材。

到了万历后期，辽东女真兴起，在辽东战场上，同样涌现出了许多武举出身的英雄人物。

其中最著名的是在浑河血战中壮烈殉国的童仲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