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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七十六章 缘由（第2页）

“益州豪民十余户，连保作交子，每年与官中出夏秋仓盘，量人夫及出修糜枣堰丁夫物料，诸豪以时聚首，同用一色纸印造，印文用木屋人物，铺户押字，各自隐密题号，朱墨间错，以为私记。”

“书填贯，不限多少，收入人户见钱，便给交子，无远近行用，动及万百贯。”

“街市交易，如将交子要取见钱，每贯割落三十文为利，每岁丝蚕麦米将熟，又印交子一两番，捷如铸钱。”

可见，交子是由成都的富商“连保”集资，印造的。

交子在茶业经济领域中是很活跃的，“蜀中旧使交子，唯有茶山交易最为浩瀚。”

茶业领域商品经济的繁荣促进了货币经济的发展，从另一方面也证明宋代四川茶业经济的确已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为资本主义的产生准备了前提条件。

还有就是雇佣劳动的普遍存在。

众所周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生，除了需要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外，还需具备其他条件，即“一方面是货币，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的所有者，他渴望由别人劳动力的购买来增殖他所占有的价值量。”

“另一方面是自由的劳动者，他是自身的劳动力的出卖者，从而是劳动的出卖者必须相互对立而发生接触。”

包括列宁也说:“所谓资本主义，是指商品生产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不仅人类劳动产品是商品，而且人类劳动力本身也成了商，宋代四川茶业领域里货币，生产资品。”

那么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的所有者如何呢

由于史料不足，无法肯定回答但雇佣劳动已发展到相当规模，如四川“茶园人户多者岁出万斤，少者只一二百斤”，又“光义等各为雇召工人，每日雇钱六十文，并口食在外，其茶破人四工，只作得茶一袋，计一十八斤。”

制茶18斤，需工人4个，则200斤需44人，那么5万斤，就需要1万个工人，六七十万钱。

一万多工人在一个大茶园里劳动，他们当然有技术分工了。

其实，宋代四川的雇佣劳动非常普遍，“穷苦憔悴，无地以自业，其驽钝不才者，且为浮客，为佣力“，如四川邛州的一些农民，”日趋成都府小东郭桥上卖工，凡有钱可雇其充使分担负也。”

怪不得宋人这样说:“今之农与古之农异，秋成之时，百逋丛身，解偿之余，储积无几，往往负贩佣工，以谋朝夕之赢者，比比皆是也。”

茶业经济领域雇佣劳动者的身份问题，由于史料问题，不太好确定，不妨来看一看盐业领域的情况，且看北宋四川陵州知州文同的上奏:“井研县始因土人凿地植竹，为之卓筒井，以取成泉，粥炼盐色。”

“后来其民尽能此法，为者甚众，遂与宫中略出少月课，乃倚之为奸，恣用镌琢，广青山泽之利，以供侈靡之费。”

“访闻豪者，一家至有一二十井，其次亦不减七八所谓卓筒井者，官司悉不能知其的实多少数目。”

“每一家须役工匠四，五十人至三，二十人者，此人皆是他州别县浮浪无根着之徒，抵罪逋逃，变易名姓，来此俯身赁力。”

“平居无事，则俯伏低折与主人营作，一不如意，则递相扇诱，群党哗噪，算索工直，偃蹇求去聚墟落，入镇市，饮博奸盗，靡所不至，已后又投一处，习以为业。”

“切缘井户各负借人驱使，虽知其如此横滑，实亦无术可制。”

可见盐业领域的雇佣劳动也非常普遍，每一家需役匠“四五十人至三二十人。”

还比不上大多数茶园户所雇的工人数。

这些劳动者是从他州别县跑来出卖劳动力的，是自由的劳动者，乃“浮浪无根着之徒。”

平时，他们“俯伏低折“地给雇主劳作不如意时，就会“递相扇诱，群党哗噪，算索直，偃蹇求去”，甚至跳槽，转到另一家去干，成为家常便饭。

“已后又投一处，习以为业”。

雇主对此也无可奈何，“实亦无术可制”，可见，这些劳动者是很自由的。

还有就是包买商经济预付款的出现。

也就是在宋代四川的茶叶生产中，已经出现了了商人向茶园户预付本钱的情况，一般情形下，商业资本只在流通领域内运作，不参与生产过程，商业资本转向生产过程时，表明包买主开始控制生产者，“包买主专门从事销售产品和收购原料的商业业务，并且通常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使小手工业者从属于自己。”

这样，商业资本开始向产业资本转化，这也表明商业资本已发展到一定水平，而“商业资本的存在和发展到一定的水平，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前提。”

和社会观念的更新。

宋代对待商业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宋政府在开国初期，就发布了一些“恤商“的诏令，“所在不得苛留行旅，赍装非有货币当算者，无得发筐搜索。”

“榜商税则例于务门，无得擅改更增损及创收”，“自今除商旅货币外，其贩夫贩妇细碎交易，并不得收其算”。

神宗时，又规定:“减免汴京国门商税数十种，税钱不满三十文的免征，运货至边易转勿税，石炭至京不征“为了保证诏令的实施，严防官吏欺压商贾，特规定:“滞留三日加一等，罪止徒二年因而乞取财物，赃重者，徒一年”。

不仅如此，而且在服饰，科举方面也较汉代有重大改变，如“今后富商大贾乘马，漆素鞍者勿禁“卷，“如工商杂类人等有奇才异行卓然不群者，亦并解送”，明确规定商人可以骑高头。

而且商人中的“奇才异行者，还可以应举，这些政策对商人都是一个很大的鼓舞，从而也促进了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