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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零八章 循序渐进的转变（第2页）

基于上述两点，故鄂尔泰把武力开拓“苗疆”作为贵州改土归流的“先务”和“急务”。

过去，学术界对贵州的改土归流问题，存在着两个值得商榷的问题，一是把废土设流等同于改土归流二是把改土归流仅是理解为废除土官势力，建立流官统治。

从贵州的实际情况分析，废土设流和改土归流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废土设流仅是指将土官废除改设流官，将原由土官统辖的土地人口改由流官管辖。

废土设流还有其不彻底性，或上废下不废，远废近不废或已废土设流又重新废流设土，如对贵州最大的土司水西安氏即此。

而且，废土设流自明初就已发生，贵州建省就是明永乐年间废革思州、思南二宣慰司基础上建立的。

但实际上也是上废而下不废，还存在众多长官司。

从理论上探讨，明踵元故事，实行土司制度，明初正是土司制度逐渐完善和发展的时期，基本上适应当时的经济基础和政治统治，土司制度的矛盾和弊端尚未充分暴露和激化，应该说当时土司制度还是处于上升的时期，还不是土司制度的衰败和腐朽阶段。

如果把中央王朝在个别或局部地区实行的废土设流，和改土归流等同起来，显然不甚切贴。

改土归流则是一次大的社会变革，它的任务并不仅是指废革土官，而且，因贵州土官势弱，改土归流也不是将土官一律废革。

鄂尔泰在正疆界定流土疏中就明确地说:“土司改流，原属正务。但有应改者，有不应改者有可改可不改者有必不可改必不可不改者有必应改而不得不缓改者有可不改而不得已竟改者，审时度势，顺情得理，庶先无成心，而有济公事。若不论有无过犯，一概勒令改流，无论不足以服人，兼恐即无以善后。如果相安在土，原无异在流。如不相安在流，亦无异于在土也。”

可知，对土司的改流与否，是以其“有无过犯”而定，并非对土官一律革除。

因此，贵州改土归流的任务之一，就是废革有“过犯”的土司或土目，将强暴者擒拏，懦弱者改置，能改则改，能削则削。

但对皈服王朝而守土相安，并无过犯的土司，则能留即留，未予改流。

贵州改土归流任务之二，就是调整疆界，划拨尖牙，归并事权，以便治理。

到了雍正四年1726年春，鄂尔泰以巡抚云南兼总督事，就奏言:“云南大患，无如苗蛮。欲安民必先制夷，欲制夷必改土归流。而苗疆多与邻省犬牙交错，又必归并事权，始可一劳永逸。”

提出将原属四川的东川、乌蒙、镇雄三土府，因距省会成都遥远而鞭长莫及，改隶距与滇仅一岭之隔的云南，俾得相机改土归流，永靖边氛，同时，建议“黔粤向以牂牁江为界，而粤之西隆州，与黔之普安州，逾江互相斗人。”

“苗寨寥阔，文武动辄推诿，应以江北归黔，江南归粤，增州设营，形格势禁”。

雍正时期贵州在调整疆界，归并事权方面，早在雍正二年1724年十一月，总督高其倬在条奏苗疆事宜中，就提出黎平府与楚省五开卫同城，民苗杂处，分隶两省，请改五开卫为县，隶黎平，铜鼓卫亦归并。

五开、古州、八万等苗疆均属黔省，事权归一。

鉴于古州、八万地大苗众，为所谓“生苗”地区，其地在都匀以东，黎平以西，以五开、铜鼓二卫归黔，“则一切措办，呼应即灵若拨黎平归楚，凡有调度必失事机”。

于是，清廷于次年批准将五开、铜鼓二卫，调整归黔省隶属黎平府。

至雍正五年1727年闰三月，又改铜鼓卫为锦屏县、五开卫为开泰县，俱隶黎平府。

又调整湖广之平溪卫为玉屏县，清浪卫为清溪县，俱领于思州府。

并以原隶湖广靖州之天柱县隶属黔省黎平府。

这些疆界的调整既为了使事权归并，便于治理也为后来开辟“苗疆”，建立流官统治做好准备。同年六月，根据贵州安笼镇总兵蔡成贵奏:“广西西隆州古障地方土目王尚义等，与贵州普安州捧鲊地方苗目阿久等历年互争歪染、乌舍、坝犁、鲁磉等寨一案，因土目自相仇杀，俱系外结”，要求朝廷下令黔粤两省抚臣委派大员审断。

于是，云贵总督鄂尔泰奉旨会同工部侍郎李绂、广西巡抚韩良辅议划贵州、广西疆界，提出:泗城土知府岑映宸滛虐，其地延袤千里，北境与南笼、普安相错，多争界仇杀事，岑映宸为逋逃薮，为患最深，请用兵擒治，将其地改土归流。

其时，泗城之者相、普安之者坎，皆有土目互争土地，岑映宸亦持强率众至者相，将攻者坎。

闻鄂尔泰将用兵其地，改土归流，乃乞改流存祀，被褫除世袭土官之职，安置浙江。

秋八月，从鄂尔泰等奏请，割广西泗城西隆之红水河以北地，设永丰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