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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二十四章 实例（第2页）

这是“流官”管理，为戎守和开发南夷，曾多次遣发中原人士和成年女子前去婚配，日久他们都融进当地少数民族群体中。

汉王朝建立到汉武帝的70年间是修养生息换耒国力富强时期，南夷各地均处于自葆状态。

汉武帝时期，北方匈奴威胁排除，为结束南越的割据，实现统一，开发和管理南夷提到议事日程，制定了“和平内属”“以其故俗治”政策，即不强迫当地少数民族改变世代相袭的语言文化、生活习惯、意识信仰，不按内地制度强行改变世社会形态，土流并治。

《史记-西南夷传》、《华阳国志-南中志》提到的吴霸、陈立、万年、周钦、谢暹等，便是汉中央委任的“流官”，而对于夜郎各部的“君长”“邑君”等大、小首领，汉中央仍加以承认，任随他们按原有习惯掌握本部事务，保持他们独立经济和社会地位。

而不服“流官”管理，或者少数首领以武力破坏统一，制造骚乱，则用重兵镇压或者诛杀其君长、首领。

如治南夷时用兵镇压了夜郎中一些顽固势力，诛且兰国君，陈立太守诛夜郎国君王兴。

不料，兴妻父翁指与兴子邪务除余兵，迫胁旁二十二邑反。

由于叛乱规模较大，陈立奏请招募当地少数民族人民与都尉万年等分头攻击叛乱者，“蛮夷共斩翁指，持首出降”。

夜郎王国此后不复见于记载，其政权在此时绝灭。

夜郎王国的灭亡导致了夜联盟因失去中心而瓦解，此后原联盟成员多散而不聚。

陈立太守诛杀夜郎王兴及斩翁指的消息传开，鉤町王禹，漏臣候愈震恐，“入栗千斛，牛羊劳吏士”，他们怕恐不安地表示继续臣服于汉王朝。

鉤町王国未能取代夜郎王国而成为新联盟盟主。

但它国的势力向牂柯、益州、郁林三郡交接地带扩展，成为“三边蛮夷”的核心。

新莽时期王莽改变汉制，施行错误民族政策，王莽令五威将军王奇等12人，带着符命，印绶给“四夷”更名，“皆受新室印绶，因收故汉印绶”。

“五威将帅出，改鉤町为候”引起当时鉤町王邯怨恨，王莽乃命牂柯大尹周钦诈杀邯。

邯弟承为兄报仇又攻杀周钦，王莽令所有州郡出兵攻击鉤町未能奏效。

在王莽歧视和掠夺少数民族政策施行下，三边蛮夷愁怨尽反，复杀益州大尹程隆。

王莽遣宁始将军廉丹与庸部牧史熊发天水，陇西骑士及广汉、巴、蜀、犍为诸郡吏民兵者10万人，20万人运送辎重，前去征讨，后更换廉丹，遗派复位大司马郭兴，庸部牧李晔、周师和仲曹助部兴出击鉤町。

这样，在整个新莽时期的十几年中，鉤町及其影响下的“三边蛮夷”一直被大规模征讨，但他们没被镇压下去。

总之，两汉期间采取“和平内附”按“故俗”治理政策，在南夷各少数民族群体的配合下，基本上做到夷、汉相安，同时还推行了“募豪民田南夷”移民屯田政策，配合郡县设置及军队驻防，使这里的局势长期保持稳定状态。

到了三国时，刘备在在成都建立了蜀汉政权。

包托四川大渡河以南、云南、贵州大部份及广西北部沿边地区，古为“夷越之地”的南中，成为蜀国的后方。

南中的稳定对蜀国是命运攸关的。

蜀国采取了“西和诸戎，南扶夷越”的处理各民族关系的方针，采取了政治招徕政策，派“流官”李恢任降都督，坐镇平夷（贵州毕节）管理南中。

然而不能奏效，南中大姓，夷师乘蜀国与孙吴搞衡，无暇顾及南中之机，据地称雄，纷纷起兵反蜀。

诸葛亮在刘备死后，作了南征准备，出征南征胜利后，对南中郡县设置增多，派出“流官”增强，加强了统治与开发，各少数民族群体“渐去山林，徒居平地，建城邑，务农桑”进一步发展定居农业。

魏晋南北朝，中原丧乱，南北长期分裂，政权更迭不休，中原王朝无力顾及古贵州。

西晋“永嘉之变”少数民族纷纷起义，据地称雄，盘距在贵州的南中大姓“龙、傅、尹、董、谢”等，加剧割据地盘，无力开发经济，时间长达250多年。

隋朝流官权势不大，主要由土著首领治理。

唐王朝沿袭秦汉旧制，实行内附性质的羁縻政策，即愿意归附的土蓍首领，赐以疆土，封予官职，充许世袭，“以夷治夷”地区社会相对稳定。

土官入京朝贡，带去了大型民族歌舞入京表演并取得轰动效应。寺官不定期入京朝贡，往往赏以将军、大将军、王等官衔爵。

通过朝贡，既密切了贵州少数民族群体与中央王朝的政治统属关系，又促进了贵州民族文化与京都文化的交流。

但逢唐与南诏的战争不断，贵州处于中间地带，不可能进行开发。

宋承唐制，凡少数民族首领献地归附，即以其地置州县长官司，“皆以番夷酋长之长”的土官治理。

宋太祖下诏说:“惟尔贵州，远在耍荒”。

从此才出现贵州之名。宋太祖这道诏书便是安排贵州少数民族首领的。

并且封他为官，让他服从中央王朝管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