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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百四十九章 林林总总（第2页）

庞大的雇佣工人群体，构成了劳动力市场。

盛泽镇附近的黄溪市，丝织机坊“雇人织挽”，闲时解雇，忙时雇佣，因此有了如同其他商品市场一样的劳动力市场。

等待雇佣的工人，每天清晨聚集于固定的地点——长春桥、泰安桥的桥堍，等待雇主召唤。

道光《黄溪志》卷一风俗说:“以待人雇织，名目‘走桥’，又曰‘找做’”。

这些等待雇佣的工人都有一技之长，在丝绸生意兴隆时，老板为了笼络工人，往往百般迁就:“每逢节候，肴馔必更丰焉”，工人“或食无兼味，辄去而他适”。

一到生意清淡季节，老板便辞退工人，这些工人因“无人雇织”，往往沦为乞丐，“沿途求乞以为常”。

这些工人显然是早期的无产者，而那些雇主则是早期的资产者。

另一个丝绸生产与交易中心濮院镇的情况也是如此。

每天都有大批工人聚集在劳动力市场——太平桥头的太平巷，等待雇佣。

这些人都有一技之长，嘉庆《濮院琐志》卷一机杼说，这些工人或“人兼数事”，或“专习一业”，“衣于是，食于是，尽其力而终身”，是终身的雇佣工人。

关于劳动力市场，该书写道:“织工、曳工或遇无主，每早各向通衢分立，织工立于左，曳工立于右。来雇者一目了然，谓之‘巷上’”。

嘉庆《濮川所闻记》卷二坊巷夜写道:“太平巷，本福善寺，西出正道。阖镇织工、曳工，每晨集此以待雇”。

棉布业市镇也有数量可观的雇佣工人群体。

与朱泾镇齐名的枫泾镇就是一个典型，光绪《枫泾小志》卷十拾遗引吴遇坤《天咫录》:“康熙中，里中多布局，局中多雇染匠、砑匠，皆江宁人，往来成群”。染坊、踹坊雇佣的染匠、砑匠数量巨大，以致“往来成群”，经常与镇民发生冲突。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终于酿成一桩大案。

该书写道:“（染匠、砑匠）扰害闾里，民受其累，积愤不可遏，纠众敛巨资，闭里门、水栅，设计愤杀数百人后死者家属数百人，各以白布缚首，持械复仇”。

你看，被镇民“设计愤杀”的染匠、砑匠竟有数百人之多，家属数百人上街复仇，可见枫泾镇雇佣工人群体决不是一个小数目，光死者就有数百人，可以推测全部雇佣工人必定是它的数倍，可能有几千人也未可知。

江南市镇作为一个工商业中心，其人口结构不同于乡村，号称“工贾杂处”，即以工商业为主，各行各业各色人等杂处之地。

在市镇上，最有势力的是那些牙行——花行（棉花牙行）、布行、丝行、绸行、米行等，以及仰食于牙行的领投业（领头业，中介掮客），脚行脚夫（搬运业），还有从事打行（打降）、白赖（白拉）的市井流氓。

其次就是沿着大街小巷开设的数以百计的各行各业的店铺，他们与牙行一起形成由老板与伙计组成的商人群体，即所谓坐贾。

此外还有行商，即从全国各地来此贩买丝绸、棉布、粮食等商品的客商，以及由他们组成的商帮与会馆聚集起来的商人群体。

再次是各种作坊——机坊、炼坊、染坊、踹坊以及其他手工业作坊，由作坊主与雇工构成的工人群体。

当然也有聚居于此的士大夫，以及市镇周边的亦工亦农的农业人口。

市镇人口结构的最大特点，就是工商业人口比重的增大。

例如濮院镇，几乎全镇居民都从事丝织业，工商业人口占有绝对优势。

乾隆时人杨树本在《濮院琐志》卷一机杼中说:“他邑之织多散居，濮院之织聚一镇，比户织作”。

所谓“比户织作”，就是家家户户都在从事丝织业。

这可以从沈廷瑞《东畲杂记》得到印证:“（濮院镇）机户自镇及乡，北至陡门，东至泰石桥，南至清泰桥，西至永新巷，皆务于织”。

你看，全镇从东到西，从南到北，都在从事丝织业，务工人数之多，可想而知。

至于商业，镇上牙行有绸行、丝行、桑叶行、菸叶行、六陈行（粮食牙行）、麻皮行等。

还有各种商店，据民国时期的统计，洋广杂货2家，水果行2家，米行2家，黄麻号2家，酱园1家，茧厂1家，小米店7家，茶馆15家，酒店6家，川酱店3家，饭店8家，铁店3家，糖果店3家，以及棺材店、旅馆、腌腊店等，从业人员应该不是一个小数目。

如果加上加工丝绸的炼坊、染坊、踹坊，按《濮川所闻记》所说“每坊佣者数十人”的标准来推算，雇工人数不是一个小数目。

盛泽镇的情况就更加明显了。

前面已经提及，盛泽镇上受雇于机坊、炼坊、染坊、踹坊的工人达到几千人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