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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百五十九章 改变（第3页）

1895年11月康氏又在上海发起“上海强学会”，提倡译印图书、刊布报纸、开大书藏、开博务院。

在康氏看来，译印图书为学习西法第一要务，而且他还主张译书要先后缓急，先译与思想有关的政治法律及各种学术之书，其次才是洋务派强调的兵工技艺、声、光、电、化等书。

他在上海强学会章程写到：道莫患于塞，莫善于通，互市者，通商以济有无;互译者，通士以广问学。尝考讲求西学之法，以译书为第一义。欲令天下士人皆通西学，莫若译成之书，俾中国百万学人从能解，成才自众，然后可给国家之用。曾文正公开制造局，以译书为根，得其本也。”

此后到了1898年1月，康氏自光绪帝进呈日本变政考和俄彼得变政记两书，强调通过日本、俄国学习西方，就近翻译日本大书籍对我国变法的有利性和重要性若因日本译书之成业、政法之成绩而妙用之，彼与我同之，则转译辑其成书，比其译欧美之文，事一而功万矣。

此外，康氏还通过“万木草堂”讲学，创办万国公报等不断接触西学，在严复译天演论之前最早接触到进化论思想和卢梭的“民权”论，对于以后中国思想界革命产生深远影响。

而和康有为齐名的，就是梁启超了，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维新派的另一位首脑人物。

同时也是我国近代著名思想家、政治家，也是近代文学史和翻译史上不可忽视的学问大家。

在1889年时，梁氏离开广州到北京考试，落选后回途经上海购得灜环志略一书，以及上海江甫局所译西书，从此开始接触西学。

到了1890年，从学于康有为，从此他开始踏上变法维新，新学救国的政法文化历程。

6年后梁氏著文指出，1890年是他生活中一个分界线，“启超自十七岁颇有怵于中外强弱之迹”。

此后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梁氏颇受触动，他积极投身于老师康有为发起的维新运动。

到了1895年他参加了“公车上书”，后又参与康氏的“强学会”;1896年与黄遵宪等人创办时务报，并任主笔。

梁氏的维新思想第一方面受康氏影响，政治上是保守派，要求“君主立宪”，受西学的“进化论”和“民权”论影响，重视“以群为体，以变为用”，强调“兴民权”、“开民智”注意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他倡导的“诗界革命”、“小说革命”以及白话文体都是为其政治理想服务的。

梁氏认为翻译西书是教育国民广开才智的最重要途径。

所以1896年他在西学书目表一书中，收集鸦片战争后到1896年的译著共341种，他将书目分为三类一、日学，二、日政，三、日教指宗教，另附以杂类。

同时还在其中写到“国有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习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此三百种者，择起精要而读之，于世界蕃变之迹，国土迁异之原，可以粗有所闻矣。”

后面又到1896年6月，他在为刑部侍郎李端棻起草的奏请推广学校设立译局报折中写到“兵法曰知已知彼，百战百胜”

由此可见，梁氏的译书策略已由以往对“器”、“末”、“技”的追求上升到对“道”、“本”、“艺”的强调，译书首先要重政事，能救国家之危机，其次要新，通过翻译了解西方最近的科技发展趋势，1897年，梁氏又在变法通议中专设一章论译书，专谈翻译事宜。

他首先陈述了时局之危难，以往译西书不足，并引用马建忠关于当时翻译界的弊病论述，进而指出“今日而言译书，当首立三义一曰，择当译之本;二曰，定公译之例;三曰，养能译之才。”

关于翻译内容的选择，梁氏认为“西人之所强兵，而所以强者不在兵”，各种学科书籍都需要翻译，而翻译应“先后缓急，亦当有次”，而“同一门类的书，则当于数书之中，择其佳看，或择其后出者”关于译名问题，他指出“译书有二蔽一曰循华文而失西义，二曰循西文而梗华读异化”梁氏认为翻译应以传义归化为主，而不应拘泥于原文的结构，为传其义，可以灵活而为之，即“灵活的忠信”。

关于译才的培养，他支持马建忠的提议，提出“欲求译才，必自设翻译学堂始。”

“凡译书者，于华文、西文及其所译书中所方专门之学，三者具通，斯为上才;通二者次之;仅通一则不能以才称之。”

他还强调翻译日本书，学习日文的重要性“日本自维新以后，锐意西学，彼翻译中之书，要者略备，其本国新著之书，亦多可观，今诚能以习日文以译日书，用力甚鲜，而获益甚巨。”

1897年秋，梁氏在上海集资自办“大同译书局”。

10月16日他在大同译书局叙例中写到“译书真今日之急图哉”“及今不速译书，则所谓法者，尽成空言，而国家将不能收一法之效”

“本局首译各国变法之书，及将变未变之际一切情形之书，以备今日取法;”

1898年9月戊戌变法失败后，梁氏避难于日本，他又兴办清议报、新民丛报传播东亚学术，强调翻译日书的重要性，从此后，梁启超与严复、黄遵宪、欧渠甲等人，通过翻译广泛而通俗地介绍和引进了西方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时期的各种理论流派、代表人物及其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