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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百七十章 满城争说叫天儿（第2页）

朱元璋的明文规定，已经被魏校缩减为不许“扮演历代帝王”。

也就是说，此时演员妆扮历代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似已不在禁限之列了。

并且要说明，其实明朝的政治，在正德之后的吏治已经败坏到了极为严重的地步。

谢肇淛尝揭露道“上官莅任之初，必有第二，一番禁谕，谓之通行。大率胥曹抄袭旧套以欺官，而官假意振刷，以欺百姓耳。”

“至于参谒有禁、馈送有禁然皆自禁之而自犯之，朝令之而夕更之。上焉者何以表率庶职，而下焉者何以令庶民。”

“至于文移之往来，岁时之申报，词讼之招详，官评之册揭，纷沓重积，徒为鼠蠧，薪炬之也资，而劳命伤财，不知纪极，噫敝也久矣”

由此不难窥见，当道官员如此敷衍应对政务，朝廷的戏曲禁令不能得到有效执行，显然已在情理之中了。

第三，由于多种原因，正德之后君臣心理日渐疏离，君主不信任大臣，对之多行罢斥，大臣亦无意于政治，纷纷致仕，导致明廷政权机构官员严重短缺。

沈一贯在万历二十四年写给神宗的催行取及补科道官揭帖中提到“六科中见在止有掌科一人，署印五人，此外守科仅有四人。十三道中并无一人掌印，只得借巡视京营御史一人暂带，其外止有巡视光禄一人，巡视五城三人，夫以科道紧要，两衙门而见在止有此数人。”

这与“祖宗旧制六科给事中多至五十余员，十三道御史多至一百余员”的规模相比，官员空缺可谓已经达到了极为严重的地步了官位大量缺，朝廷颁布的戏曲禁令不能得到有效执行已是必然。

可见明代朝廷制定的戏曲禁令，虽是出于维护皇明皇权统治的需要，但也剥夺了朝臣的个人娱乐与嗜好;所以这些禁令并不能得到朝臣的真心支持。

在有明一代的史料中，很少看到积极响应朝廷推行上述禁令的奏疏。

这充分反映了朝臣消极抵制此项禁令的心态。

正德之后，随着朝纲混乱，戏曲禁令已难以推行，这无形中废除了上述规定，致使戏曲编演活动重新兴盛起来。

这主要表现为首先，各色人员纷纷加入表演行列。

正德之后，冰封数十年的娱乐行业渐次活跃起来，一些曾经有过仕宦经历的文人出于喜好，时常粉墨登场献技。

也有一些豪门望族弟子加入了表演行列，比如秦四麟“为博士弟子，亦善歌金、元曲，无论酒间，兴到，辄引曼声;即独处一室，而呜呜不绝口。”

不过就总体而言，明代士大夫和豪门望族参与戏曲表演的主动性还较弱。

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他们难以放下传统文人之儒雅身份，如冯梦祯所言“和尚家作诗，正如秀才家唱曲”，这在很大程度上表明正统文人对戏曲的不屑心理。

不过，这种歧视态度与其热衷欣赏这门艺术并不矛盾。

士大夫中痴迷观剧而失态者，也是常有。

据游居柿录载万历三十一年夏，“伶人演白兔记，座中中贵五六人皆哭欲绝，遂不成欢而别”。

第二，身为朝廷命官，任职期间有义务维护朝廷政策，因此对朝廷禁令还是有所顾忌的。

正德之后朝廷虽未重申上述禁令，但并非意味着这些禁令就失去法律效力，也并非承认时人的违制行为是合法的。

有些时候，时人的违禁行为仍然会成为获罪的口实，如屠隆、臧懋循等人丢官，就纠缠着戏曲编演之事。

而相比之下，游离于政权之外的下层文人和平民百姓就没有如此多的顾忌。

像是他们积极参与戏曲编演，有时就可以显得狂热而放浪无羁。

张岱陶庵梦忆云虎丘八月半，土著流寓，士夫眷属、女乐声伎、曲中名妓戏婆、民间少妇好女、崽子及游冶恶少、清客帮闲、傒童走空之辈，无不鳞集，天瞑月上，鼓吹百十处，大吹大擂，十番铙钹，渔阳掺挝，动天翻地，雷轰鼎沸，呼叫不闻。

更定，鼓铙渐歇，丝管繁兴，杂以歌唱，皆“锦帆开澄湖万顷”同场大曲，蹲踏和锣丝竹肉声，不辨拍煞。

更深，人渐散去，士夫眷属皆下船水嬉，席席徵歌，人人献技，南北杂之，管弦迭奏，听者方辨句字，藻鉴随之。

这里记述的是下层文人和平民百姓参与戏曲表演的场面。

其热闹放浪的情景，是那些上层士大夫所无法奢望的。

其次，就是关于淫词艳曲大肆流播。

因为明初朝廷禁演的剧目是受到严格控制的，当时就连引领社会潮流的吴中地区，也很难看到完本的西厢记。

然而到了万历后期，情况则迥然不同，剧本的传抄和演出呈现出极其繁盛的势态。

在诸多曲目中，尤其是明廷严令禁止的淫词艳曲极为风行。

比如，演习之者遍国中”;梅鼎祚玉和记，“士林争购之，纸为贵”;“汤张伯起红拂记。”

义仍牡丹亭梦一出，家传户诵，几令西厢记减价”;梁辰鱼浣纱记，曾风行海外;王实甫西厢记，在当时更是深入人心，“虽妇人女子，皆能举其辞”。

如果说，这些一度风行的戏文所表达的男女情爱还显含蓄矜持，那么民间传唱的市井歌谣则要奔放大胆得多。

关于其流行情状，当时的文人多有论及。李开先说“正德初尚山坡羊，嘉靖初尚锁南枝二词哗于市井，虽儿女子初学言者，亦知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