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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六十六（第3页）

京师地又震。

壬辰，遣御史中丞滕甫、知制诰吴充安抚河北。时河北地大震，涌沙出水，破城池庐舍，吏民皆幄寝茇舍。甫至，独卧屋下，曰：“民恃吾以生，屋摧民死，吾当以身同之。”民始归安其室。乃命葬死者，食饥者，除田税，察惰吏，修堤防，缮甲兵，督盗贼，北道遂安。

韩琦自永兴复请相州以归。会河北地数震，知梓州何郯因上书言阴盛臣强以讥切琦，又乞召还王陶，以迎合上意，帝薄之。后陶入为三司使，迁翰林学士，中丞吕公著复论“陶赋性倾邪，当韩琦秉政，谄事无所不至；及为中丞，及诬琦以不臣之迹，陷琦以灭族之祸。反覆如此，岂可信任！”乃出陶知蔡州。

癸巳，疏深州溢水。

甲午，减河北囚罪一等。

丁酉，降空名诰敕七十道付河北安抚司，募民入粟。

戊戌，知谏院钱公辅言：“祠部遇岁饥河决，鬻度牒以佐一时之急。乞自今，宫禁遇圣节，恩赐度牒，并裁损或减半为紫衣，稍去剃度之冗。”从之。

是月，河溢瀛州乐寿埽。

辽南京霖雨，地震。

八月，壬寅，京师地又震。

同知谏院孙觉既降官，累章求出，不许。觉以为去岁有罚金御史，今兹有贬秩谏官，未闻罚金贬秩而犹可居位者也，乃出觉通判越州。

诏京东、西路存恤河北流民。

甲辰，京师地又震。

辛亥，迩英讲读已，召司马光，问以河北灾变，光对曰：“饥馑之岁，金帛无所用，惟食不可一日无耳，宜多漕江、淮之谷以济之。”帝因论治道，言州县长吏多不得人，**不能精择。光曰：“人不易知，天下三百馀州，责其精择诚难，但能择十八路监司，使之择所部知州而进退之，知州择所部知县而进退之，得人多矣。”又问：“谏官难得人，谁可者？”对曰：“凡择言官，当以三事为先：第一不爱富贵，次则重惜名节，次则晓知治体。具此三者，诚亦难得。盐铁副使吕诲、侍御史吴景，此两人似堪其选也。”

癸丑，曾公亮等言：“河朔灾伤，国用不足，乞今岁亲郊，两府不赐金帛。”送学士院取旨。司马光言：“救灾节用，宜自贵近始，可听两府辞赐。”王安石曰：“昔常衮辞堂馔，时议以为衮自知不能，当辞位，不当辞禄。且国用不足，非当今之急务也。”光曰：“衮辞禄，犹贤于持禄固位者。国用不足真急务，安石言非是。”安石曰：“所以不足者，由未得善理财之人耳。”光曰：“善理财之人，不过头会箕敛以尽民财。民穷为盗，非国之福。”安石曰：“不然，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光曰：“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譬如雨泽，夏涝则秋旱。不加赋而国用足，不过设法以阴夺民利，其害甚于加赋。此乃桑弘羊欺汉武帝之言，史迁书之，以见其不明耳。”争论不已。帝曰：“朕意与光同，今且以不允答之。”会安石当制，遂引常衮事责两府，两府亦不复辞。

乙卯，降空名诰救付河东及鄜延路安抚司，募民入粟实边。

帝谓创业垂统实自太祖，甲子，诏中书门下：“考太祖之籍，以属近而行尊者一人，裂土地而王之，使常从献于郊庙，世世勿绝。”

乙丑，复行《崇天历》。

以盐铁副使吕诲为天章阁待制，复知谏院；用司马光言也。

诏：“自今试馆职，并用策论，罢诗赋。”

九月，同知太常礼院刘分攵言：“礼，诸侯不得祖天子，当自奉其国之祖。太祖传天下于太宗，继体之君，皆太祖子孙，不当别为置后。若崇德昭、德芳之后，世世勿降爵，宗庙祭祀，使之在位，则所以褒扬艺祖者至矣。”从之。辛未，泾州观察使舒国公从式进封安定郡王。从式，德芳之孙也。

初，韩琦自永兴入觐，言于帝曰：“推崇太祖之后，令择一人封王，常从献于郊庙，不知何故及此？自古主鬯从献，皆太子事；今忽择一人令郊庙从献，岂不疑骇天下视听乎！”帝悟，遂罢从献之旨。

丁亥，减后妃、臣僚荐奏推恩。

戊子，莫州地震，有声如雷。

丁酉，诏三司裁定宗室月料，嫁娶、生日、郊礼给赐。

己亥，辽主驻藉丝淀。

先是王安石讲《礼记》，数难记者之非是，帝以为然，冬，十月，壬寅，诏讲筵权罢讲《礼记》。是日，帝留安石坐，曰：“且欲得卿议论。”因言：“唐太宗必得魏征，刘备必得诸葛亮，然后可以有为。”安石曰：“陛下诚能为尧、舜，则必有皋、夔、稷、契；诚能为高宗，则必有傅说。彼二子者，何足道哉！以天下之大，常患无人可以助治者，以陛下择术未明，推诚未至，虽有皋、夔、稷、契、傅说之贤，亦将为小人所蔽，卷怀而去耳。”帝曰：“何世无上人，虽尧、舜之时不能无四凶。”安石曰：“惟能辨四凶而诛之，此其所以为尧、舜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谗慝，则皋、夔、稷、契，亦安肯苟食其禄以终身乎！”

丙午，帝问讲读官富民之术，司马光言：“富民之本在得人。县令最为亲民，欲知县令能否，莫若知州，欲知知州能否，莫若转运使。陛下但能择转运使，俾转运使案知州，知州案县令，何忧民不富也！”

辛亥，辽曲赦南京徙罪以下囚。以永清、武清、安次、固安、新城、归义、容城诸县并遭水灾，复一岁租。

乙卯，出奉宸库珠，付河北买马。

戊辰，禁销金服饰。

辽遣使册李秉常为夏国王。

十一月，癸酉，太白昼见。

丙戌，朝飨太庙，遂斋于郊宫。丁亥，祀天地于圜丘。

先是河溢恩、冀、深、瀛之境，帝忧之，以问近臣司马光等。都水监丞李立之，请于四州创生堤三百六十七里以御河，而河北都转运司言当用夫八万三千馀人，役一月成，今方灾伤，愿徐之。都水监丞宋昌言，谓今二股河门变移，请迎河港进约，签入河身，以纾四州水患，遂与屯田都监内侍程昉献议，开二股以导东流。于是都水监奏：“近岁冀州而下，河道梗溢，致上下埽岸屡危。今枣强抹岸冲夺故道，虽创新堤，终非久计。愿相六塔旧口，并二股河导使东流，徐塞北流。”而提举河渠王亚等谓：“黄、御河一带北行，经边界，直入水海，其流深阔，天所以限契丹。议者欲再开二股，渐闭北流，是未尝睹黄河在界河内东流之利也。”至是诏光及入内副都知张茂则乘传相度四州生堤，回日兼视六塔、二股利害。甲午，光入辞，因请河阳、晋、绛之任，帝曰：“汲黯在朝，淮南寝谋，卿未可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