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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八章智多星（第3页）

崔赞、钟毓、虞松等人议论道：“少康虽然积累了仁德，但向上承蒙了大禹遗留下的恩泽和幸福，在内有虞、仍的援助，在外有靡、艾的帮助。寒浞邪恶，不对百姓施行德政，浇、豷没有亲近之人，外部内部都抛弃了他们。因此少康拥有了国家，是有可供凭借的条件的。至于说汉高祖，从布衣百姓间兴起，率领乌合之众，来成就了帝王的功业。评定德行那么少康更优秀，考核功绩那么汉高祖更胜一筹，说凭借的本钱那么少康处境较易，比较时代那么汉高祖更难。”[28]

曹髦说：“诸位爱卿评论说少康凭借已有的本钱，高祖则从无到有进行创造，的确如此。但各位不知道上古三代，凭借仁德勋业成事是那样艰难；秦项之际，凭借武力成就功业成就功业是那样容易。况且最上等是立德，其次才是立功，汉高祖功劳高，但比不上少康的盛德普照。况且仁者一定有勇气，诛杀暴君必须动用武力，少康武功的辉煌，难道一定不如汉高祖吗？只是夏代古书散佚，旧时的文字缺失，所以丰功伟绩缺失无载，只有伍员粗略陈述了大概情况，他说恢复夏禹的功绩，不丧失旧物，效法祖先圣业，旧时的好章程不弄错，不是有才有德的全才，谁能和他相提并论？假使让三坟五典都留下来，少康的行为详细记载下来，难道还会有异议吗？”[29]

说到这，大臣们都心服口服。中书令虞松上前说：“少康的事，离当代很久远了，相关古文无人了解，因此从古至今，评论家们没有谈到的，嘉言懿德隐没不见。您既然用心以古为鉴，贯通古今，又说出善言，赞扬凸显少康的杰出，使他的光彩在历史长河中闪耀，应该记下您的话成为文章，永远垂范后人。”

曹髦说：“我学识不广博，了解得浅薄狭隘，害怕自己说得不对；纵使有值得采纳的地方、料事能与实际相符，仍不值得重视。加以记载，只怕会在后世贤达中招来笑话，显出我的愚笨吧！”因此侍郎钟会退下后才评定编次记载下来。[3o]

太学探讨

甘露元年（256年）四月十日，曹髦来到太学，问学者们：“古代的圣人得神明之助，观天理，察人世，因而推演出阴阳八卦；后来的圣贤进而发展成六十四卦，又推衍出数量繁多的爻，凡天地间之大义，无所不备。但那部书的名称却前后不一，夏时称《连山》，殷代称《归藏》，周朝又称《周易》。《易经》这部书，到底是怎么回事？”[31]

易博士淳于俊回答说：“远古时代伏羲氏依据燧皇之图而创八卦，神农氏又将其演进为六十四卦。此后的黄帝、尧帝、舜帝又各有变动，三代都依据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对它进行补充完善。故‘易’者，即交易也。把它称为《连山》，是形容它好似大山吞吐云气，连接天地；把它称作《归藏》，意思是说天下万事莫不隐于其中。”[32]

曹髦又问：“如果说是伏羲氏根据燧皇的图案而创立《易经》，那孔子为何不说燧人氏之后的伏羲作《易经》呢？”淳于俊答不出来了。[33]曹髦进而问：“孔子为《易经》作传（《彖传》《象传》共十篇），郑玄为《易经》作经注，虽然他们是不同时代的圣贤，但对《易经》经义的解释是相同的。如今孔子的《彖传》《象传》，不和《易经》的正文放在一起，而是与郑玄的注文连为一体，这又是什么原因？”淳于俊说：“郑玄把孔子的传和自己的注文合在一起，大概是便于学习《易经》者明白好懂。”[34]

曹髦问：“说郑玄把传和注结合起来是为方便和理解《易经》，那在他之前的孔子为何不把他的传与文王所作的《易经》合在一起呢？”淳于俊答：“孔子担心把他的传和《易经》合在一起会引起混淆，所以没那样做。这说明圣人是以不合表谦虚。”[35]

曹髦问：“如果说圣人以不合表谦虚，那郑玄为何独独不谦虚呢？”淳于俊说：“古代经典意义弘深，圣上您所问的又如此深奥玄远，不是臣下我所能解释清楚的。”[36]

曹髦又问：“《易经》中《系辞》说：‘黄帝、尧、舜垂衣而治天下。’远古伏羲、神农之世人们还不曾有衣裳，圣人以德教化天下，为什么差别这么大呢？”淳于俊回答：“远古三皇时代，世上人少而禽兽多，所以得到的兽皮羽毛就足够人们穿用了。到了皇帝时代，变得人多而兽少，人们只好制作衣裳以根据不同季节穿用。”曹髦再问道：“在《易经》中乾代表天，而复为金、为玉、为老马，这不是说又和微小的东西一样了吗？”淳于俊说：“圣人取其意象，故有时可远，有时也可近。近者取眼前的各种东西，远者则取天地。”[37]

讲完《易经》，曹髦又命学者们讲《尚书》。他问道：“郑玄说：‘稽古同天，言尧同于天也。’王肃说：‘尧顺考古道而行之。’三种意思并不相同，哪一个才算是正确的呢？”[38]博士庾峻答：“先儒的说法，各有其侧重之点。我们作臣子的不好说哪个正确哪个不正确。然而《洪范》篇说：‘三人占卜，从两个人的说法。’既然贾、马与王肃等人都以为‘顺考古道’为是，那按《洪范》的说法，应以王肃的说法为优。”[39]

曹髦又问：“孔子说过‘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尧之所以至善至美，在于他顺应和参照天意，遵循古代的做法，并不是尧的目的。现在我们探究其含义以明确尧帝的圣德，舍其大而言其小，这可以说是作者的意思吗？”庾峻答：“臣只是遵奉老师教过的说法，不能理解更深的含义。至于两种说法如何统一起来，还取决于圣上自己的判断。”[4o]

接着又谈起尧舜时代四岳举鲧之事。曹髦问：“作为圣贤的君主，应德才兼备，公正无私，明察秋毫。今王肃说：‘由于尧不了解鲧，所以对他加以试用。’如此说来，圣人在观察人物、考虑问题上也有不足的地方，是不是？”庾峻回答：“虽然圣人的贤明非常人可比，但他们毕竟也有自己的局限。所以禹这样说：善于识人者是哲人，但对帝王来说办好这件事是很困难的。但尧帝最终仍改正了自己用人的失误，将自己的帝位传给了舜，所以他不愧为圣人。”[41]

曹髦说：“若说有善始又能善终，这只有圣人才能做到；如果连个好的开端都没有，又怎能称之为圣贤呢？禹说办好这件事对帝王来说是很困难的，然而最终尧帝还是废去不肖之人，改授圣贤，也算得上是知人了。《经》上说：知人者为圣哲，能选拔贤能的人做官。若尧对鲧的品德没有把握，试用长达九年，使得在继位者选择上失去了章法，这又怎能称得上是圣哲呢？”庾峻回答：“臣下我读经卷认为，圣人办事也不是没有一点失误。所以就出现了尧帝信用鲧、共工、兜、三苗等四凶的失误。周公失误于重用管叔、蔡叔等叛臣，孔子失误于错误对待宰予。”[42]

《三国志8》少年曹髦

《三国志8》少年曹髦

曹髦说：“尧任用鲧治水，九年没有取得成效，反而把天下河道弄得乱糟糟，给百姓带来痛苦和灾难。至于仲尼失误，不过是宰予言行之间的事，与尧用鲧的失误有着本质的区别。说到周公和管、蔡之间的复杂关系，本来在《尚书》中都有记载，作为博士应该知道得很清楚吧！”庾峻说：“这些事都不是先贤们能说清楚的，臣下孤陋寡闻就更难以细究其是非曲直了。”[43]

接着，曹髦和群儒探讨起《尚书》所言“有鲧在下曰虞舜”一句话的意思。曹髦问：“在尧做首领的时代，天下洪水泛滥，又有四凶在朝为虐，当时急需选拔任用贤明的君主来解救受难百姓。舜当时在社会上已有一定的影响，世人也都知道他是个有仁德的贤者，可他却长期得不到重用，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庾峻回答：“尧帝也曾咨询四岳以征求贤者，想禅让自己的帝位。四岳告诉他如果挑选一个仁德不足的人会辱没你这个帝位的。尧又让他们举荐那些贫贱无名的贤士，于是他们举荐了舜。所以说舜被四岳举荐，主要原因还在于尧，尧这样做是为了让天下人都满意啊！”曹髦说：“尧已闻舜的贤名而不提拔，同时对一些忠臣也未见重用，最后还是让四岳向他举荐贫贱无名的贤者时才推举了舜，这岂不是说尧并非急于选用贤士治理天下以解救受难百姓么？”庾峻摇摇头：“这就不是愚臣所能回答的问题了。”[44]

继而曹髦又令学者们讲《礼记》。他问：“《礼记》上说‘太上立德，其次务施报’。同样是治理天下，为什么政策和手段不一样呢？应该采取何种方法和政策才能做到建立德政、施而不报呢？”博士马照回答说：“所谓太上立德，是说远古三皇五帝以自己的德行感化民众，治理天下；所谓其次报施，是指后来的尧、舜、禹时代以礼法治理天下。”曹髦又问：“上述两个不同时代帝王们对民众施以教化的深浅各有不同，这是因为帝王们本身的品行造成的呢，还是时代使然？”马照肯定地回答：“当然是各自所处的时代造成的。诚如人类发展有原始时期和文明时期，故而帝王们教化也自然有所不同了。”[45]

这一年的五月，邺城和上洛等地都上奏称有甘露，于是六月初一，改年号为甘露。八月二十六日，加封大将军司马昭为大都督，给他上朝奏事只报官职不报姓名的殊荣，并授予他统领全国各路兵马和京师内外诸军的黄钺。二十九日，任命太尉司马孚为太傅。九月，任命司徒高柔为太尉。十月，封司空郑冲为司徒、尚书左仆射卢毓为司空。[46-47]

甘露二年（257年）五月一日，曹髦来到国学馆，命群臣赋诗。侍中和荄、尚书陈骞等人作诗时拖延时间，掌管文化教育的朝官奏免他们的官职。曹髦说：“我是不太聪明的人，却比较爱好风雅，今天让群臣即席吟咏，不过是想从中了解朝政的得失。但你们不能理解我的意图，说得不着边际。这次就原谅了和荄等人，从今以后群臣都应认真钻研古书的含义，弄明经典的意旨，这样我才会高兴。”[48]五月五日，诸葛诞在淮南发起勤王，讨伐司马昭，司马昭挟持曹髦和郭太后征讨淮南，于次年镇压，斩杀诸葛诞。[49]

甘露三年（258年）九月四日，曹髦下诏说：“尊崇有德行的老人，推行教化，这是古代尧、舜、禹三代树立风范垂之不朽的仁政。朝廷理应推举德高望重的三老、五更给予极高的荣誉，不断请他们对国家大事和朝政得失予以指导，把他们的德行言语记录下来，然后全国都仿效他们，便可以收到教化之功。现在我们就该找出这样仁德兼备的长者，来作为三老、五更的人选。关内侯王祥，历来以仁、义的标准修身处事，温文尔雅；关内侯郑小同，温良恭俭，依礼而行，都是当今著名的贤者。朝廷决定推举王祥为三老，郑小同为五更。”诏令发布后，曹髦亲率有关朝臣，按照古代的习惯举行聘任礼仪。[5o]

玉碎九重

主词条：司马昭弑君；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曹髦见自己权力威势日渐削弱，感到不胜忿恨，于甘露五年（26o年）五月初六夜里，命冗从仆射李昭、黄门从官焦伯等在陵云台部署甲士，[51]并召见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对他们说：“司马昭的野心，连路上的行人都知道。我不能坐等被废黜的耻辱，今日我将亲自与你们一起出去讨伐他。”王经说：“古时鲁昭公因不能忍受季氏的专权，讨伐失败而出走，丢掉了国家，被天下人所耻笑。如今权柄掌握在司马昭之手已经很久了，朝廷内以及四方之臣都为他效命而不顾逆顺之理，也不是一天了。而且宫中宿卫空缺，兵力十分弱小，陛下凭借什么？而您一旦这样做，不是想要除去疾病却反而使病更厉害了吗？祸患恐怕难以预测，应该重新加以详细研究。”曹髦这时就从怀中拿出黄绢诏书扔在地上说：“这样就已经决定了，纵使死了又有什么可怕的，何况不一定会死呢！”说完就进内宫禀告郭太后。王沈、王业跑出去告诉司马昭，想叫王经与他们一起去，但王经不去。

甘露五年五月初七（26o年6月2日），曹髦拔剑登辇，率领殿中宿卫和奴仆们呼喊着出了宫。在东止车门遇曹髦一行遭遇司马昭的弟弟屯骑校尉司马伷及其部众，曹髦左右之人怒声呵斥他们，司马伷的兵士都吓得逃走了。中护军贾充从外而入，迎面与曹髦战于南面宫阙之下，曹髦亲自用剑拼杀。众人想要退却，贾充之军将败，骑督成倅之弟太子舍人成济问贾充说：“事情紧急了，你说怎么办？”贾充说：“司马公养你们这些人，正是为了今日。今日之事，没什么可问的！”于是成济立即抽出长戈上前刺杀曹髦，把他弑杀于车下。[52]曹髦死时尚不满2o岁。

司马昭闻讯，大惊，自己跪倒在地上。太傅司马孚奔跑过去，把曹髦的头枕在自己的腿上哭得十分悲哀，哭喊着说：“陛下被杀，是我的罪过啊！”[52]

身后之事

纪录片《园林》中的曹髦

纪录片《园林》中的曹髦

曹髦死后，司马昭进入殿中，召集群臣议论。尚书左仆射陈泰不来，司马昭让陈泰之舅尚书荀顗去叫他，陈泰说：“人们议论说我陈泰可以和您相比，今天看来您不如我陈泰。”但子弟们里里外外都逼着陈泰去，这才不得已而入宫，见到司马昭，悲恸欲绝，司马昭也对着他流泪，说：“玄伯，您将怎样对待我呢？”陈泰说：“只有杀掉贾充，才能稍稍谢罪于天下。”司马昭考虑了很久才说：“你再想想其他办法。”陈泰说：“我说的只能是这些，不知其他。”司马昭就不再说话了。因过于悲恸，不久吐血而死。[53]

五月初八日，司马昭威逼郭太后下旨，大意是说：当初援立曹髦是看中他“好书疏文章，冀可成济”，但是不成想“情性暴戾，日月滋甚”，我这个太后数次呵责都不奏效，后来和大将军司马昭商量要废立之，大将军认为他年幼无知，但还可以雕琢，要以观后效。但没想到他得寸进尺，还拿弓箭射我的宫殿，弓箭甚至落在我的面前。我前后数十次让大将军废立他。曹髦知道后，贿赂我的身边人打算下毒药害我。后来事情败露，就要出兵入西宫杀我。幸亏大将军及时知道，而他自己混杂在士兵之中，被大将军的将士杀死。这小儿“悖逆不道，而又自陷大祸”，应当“罪废为庶人，此儿亦宜以民礼葬之”。[54]由于曹髦死后被褫夺皇帝封号，因此其在位期间的年号均为高贵乡公某年。[55]

太傅司马孚，大将军司马昭，太尉高柔等上疏称“以为可加恩以王礼葬之”，于是在五月十六日将高贵乡公葬于洛阳西北三十里瀍涧之滨。下车数乘，不设旌旐，百姓相聚而观之，曰：“是前日所杀天子也。”或掩面而泣，悲不自胜。[56]

不久，司马昭以“教唆圣上”、“离间重臣”等借口杀死了曹髦的心腹王经。《魏书》的作者王沈（王昶之侄）因为告密出首立功免死，因功封安平郡侯，食邑二千户，时隔快二十余天，司马昭又因群情激愤，诛杀了成济三族，成济兄弟不服罪，光着身子跑到屋顶，大骂司马昭，被军士从下乱箭射杀。

历史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