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昏君乎明君乎 孟昶形象问题的史源学思考（第4页）

[30]《成都文类》卷29《记·颁诏厅记（张俞）》。

[31]参看祝尚书：《北宋西蜀隐逸诗人张俞考论》，西华大学、四川省文史研究馆主办《蜀学》第1辑，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第131－140页。

[32]《宋史》卷293《张咏传》。

[33]《蜀梼杌校笺》卷4《后蜀后主》。

[34]韩琦：《安阳集》卷50《故枢密直学士礼部尚书赠左仆射张公神道碑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5]《蜀梼杌校笺》卷4《后蜀后主》。

五、历史毕竟由胜利者书写

值得注意的是，北宋中期以后，特别是南宋时期，孟昶的形象出现了由不同走向相同的趋势。南宋时期开始流传的各种重要史籍，诸如蜀人（县籍不详）李攸《宋朝事实》、眉山（或作青神，今属四川）王称《东都事略》、丹棱（今属四川）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眉山（或作丹棱）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莆田（今属福建）陈均《九朝编年备要》、晋江（今属福建）吕中《宋大事记讲义》等等，无论出自蜀地士人或其他地区人士之手，均依据官修宋太祖、太宗《两朝国史》，有揭露孟昶荒淫的七宝溺器一事的记述。至于其缘故，固然不是单一的。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无疑是传统时代当局控制舆论，正统文化体现统治者意志，历史毕竟由胜利者书写。谎言重复千遍尚有可能变为“真理”，见于官修《国史》的记载时间一久自然成为“史实”。于是，孟昶的形象终于趋同，他的昏君形象就这样被“层累地造成”，并压倒其明君形象。在促成孟昶形象趋同的各种原因当中，下面两条应当指出。

第一，朝廷对蜀政策的调整。这些措施包括增加蜀地解额、准许蜀人官蜀等等，其中最重要的是派遣廉吏入蜀。这一举措始于宋太宗、真宗时，两度派遣朝廷要员张咏出知益州。此人素有廉吏之称，他的格言是：“廉不言贫，勤不言苦。”[①]张咏治蜀的主要举措有减轻民众负担，严惩贪官污吏，缓和社会矛盾。[②]张咏入蜀仅仅是廉吏治蜀的开端。北宋中期，一批廉吏相继入蜀，诸如韩亿、文彦博、韩琦、张方平、吕大防等等。其中，有“铁面御史”之称的赵抃四度入蜀，并在宋英宗、宋神宗时两知成都府。与张咏相比，赵抃更亲民。他宽民力，不妄杀，深入穷城小邑，贴近普通民众，“以宽治蜀，蜀人安之。”[③]这批治蜀廉吏无不关心民众疾苦，他们受到蜀地民众拥戴。如张咏在蜀“凡一令之下，人情无不慰惬。”他再知益州，“蜀民闻之，皆鼓舞相庆。”[④]他后来去世，“蜀人闻之，皆罢市，号恸。”[⑤]至于赵抃治蜀，在史籍中“蜀民歌之”、[⑥]“蜀民大悦”、[⑦]“蜀人安其政”、[⑧]“蜀人素爱抃”[⑨]一类的记载比比皆是。这批封疆大吏在蜀人心中的威望大有超过孟昶这位“偏霸之君”之势。治蜀廉吏深受蜀人欢迎意味着朝廷在蜀形象的改变，蜀地民众对朝廷的态度由对立逐渐演变为认同。北宋中期以后，宋朝在蜀地的凝聚力和号召力逐渐超过后蜀。而孟昶的形象也相应由明君逐渐演变为昏君。

第二，蜀地局势的好转。经过张咏两度治蜀，宋真宗以后，蜀地趋于稳定。史称：“蜀始复大治。”[⑩]据不完全统计，蜀地北宋前期58年中发生的规模较大的民变、兵变达17次之多，而北宋中期69年间仅4次而已，并且规模较小。北宋中期，蜀地又在稳定的基础上逐步走向繁荣。宋仁宗宣称：“益部民物繁富。”[11]嘉祐年间中进士的成都籍士人吕陶讲到其家乡的繁荣时，自豪之情溢于言表：“蜀之四隅，绵亘数千里，土衍物阜，资货以蕃。财利贡赋，率四海三之一，县官指为外府。”[12]足见这时西蜀地区经济在全国所占地位之高。而在西蜀地区，成都又尤其富庶。嘉祐二年（1057）中进士的华阳（即今四川成都）籍士人范百禄指出：“成都，蜀之都会，厥土沃腴，厥民阜繁，百姓浩丽，见谓天府。”[13]《石林燕语》也称：“自庆历以来，天下乂安，成都雄富，既甲诸帅府。”[14]北宋中期蜀地及成都的繁荣、富庶，已远非后蜀时期可比。如果说宋初蜀人不免怀念富庶、繁荣的孟昶时代，那么这种怀旧情绪至此已经淡化乃至消褪。

正是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千百年来人们几乎众口一词，称孟昶为昏君。然而北宋前期出自蜀地民众之口的口述资料和出自蜀地士人之手的文献资料毕竟部分流传下来。清康熙年间，仁和（即今浙江杭州）籍士人吴任臣著《十国春秋》时，接触到有关孟昶形象的两种不同记载，而他本人与后蜀、与北宋、与蜀地均无感情上的纠葛和恩怨。吴任臣便指出，孟昶前期“孜孜求治，与民休息，”，后期“用匪其人，坐致沦丧”，并认为孟昶功大于过，“未必如王衍荒淫之甚也”。[15]照此看来，以阶段论、功过论评论孟昶，自有其来历。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①]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卷3之3《尚书张忠定公》。

[②]参看吴天墀：《张咏治蜀事辑》，《吴天墀文史存稿》第92－116页。

[③]苏轼：《东坡七集·东坡集》卷38《赵清献公神道碑》，四部丛刊本。

[④]《安阳集》卷50《故枢密直学士礼部尚书赠左仆射张公神道碑铭》。

[⑤]《安阳集》卷50《故枢密直学士礼部尚书赠左仆射张公神道碑铭》。

[⑥]郑獬：《郧溪集》卷1《龙图阁直学士知谏院赵抃可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制》，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宋史》卷316《赵抃传》。

[⑧]胡仔：《渔隐丛话》前集卷28《赵清献》，四部备要本。

[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36熙宁五年闰七月甲戌。

[⑩]《安阳集》卷50《故枢密直学士礼部尚书赠左仆射张公神道碑铭》。

[1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2，天圣二年七月己亥。

[12]吕陶：《净德集》卷14《成都新建备武堂记》，《丛书集成》初编本。

[13]傅增湘辑：《宋代蜀文辑存》卷22《〈成都古今集记〉序（范百禄）》，香港：龙门书店，1971年。

[14]叶梦得：《石林燕语》卷7。

[15]《十国春秋》卷49《后蜀二·后主本纪·论曰》。

五代时期，后蜀开国君主孟知祥尚未称帝而在太原居官时，其妻李氏生了一个儿子，这天正值当地法云寺里欢庆中元节，又是孩子降生的诞辰吉日，全家大喜，为之取名仁赞，字保元。他就是孟知祥的第三子，五代后蜀的第二代蜀主孟昶。

孟昶幼年天资颖悟，性格开朗，知祥十分宠爱。有一位擅长相术的先生对孟知祥说：“此儿骨法非常，宜爱之”。又说：“四十年偏霸之主，非等闲也”。孟昶十余岁时，孟知祥被后唐庄宗授任为西川节度使及行军司马，至后唐明宗逝后即独立称帝，国号后蜀。孟昶16岁那年，知祥病重，立其为皇太子监国，权监军国事。至知祥死后，遂嗣承皇位而更名为昶。朝廷一些官员欺昶年少，有谋反之心，孟昶根据轻重分别作了果断处置。他尊重老臣，凡上书进谏者，赐金奖励。又安抚百姓，鼓励耕织，大敕犯人，颇得民心。

孟昶兴趣广泛，能诗善文，喜爱医药、跑马、击球、种牡丹等，尤其对楹联很有研究，自幼就善于从门联、对联中学习知识，寻求乐趣。他在位30年，大力提倡制作高雅、富有情趣的桃符，一时国人喜对成风，妙对佳联迭出不穷，作联赏对成了人们展示才华、寄托希望、除恶扬善的重要方式。有一年春节，孟昶下令手下文臣作联，众臣写罢，他郡不中意，便挥笔亲书“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据考，此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春联。

孟昶喜爱医药，并具有一定的医药知识修养，少时即为人所称道。据史书记载，一次其母身患重病，屡易名医诊治无效，他便检点医书，自拟方药，其母服之竟愈。宫廷臣僚患病，他常常亲自诊治，每获良效，众医官无不佩服。孟昶喜读医经、本草，对以前的本草书籍有不同看法。他认为本草著作众多，皆载之不详，影响最大的《新修本草》已颁行300余年了，需要重新校订。四川盛产药材，可进一步考订书中的内容。于是，他下令翰林学士韩保升等与诸医士在唐《新修本草》与《图经》的基础上，互相参校，重新删定，稍增注释，撰成《重广英公本草》（后世又称《蜀本草》）20卷，并亲自作序。《蜀本草》的刊行，轰动了巴蜀，推动了巴蜀医学的发展。一时蜀中医药著述成风，《食性本草》、《周易参同契真义》、《参同契大易二十四气修炼火丹图》、《意医经历》、《保童方》等相继出现，蔚为壮观。《蜀本草》中保持了早巳散佚的《新修本草》、《本草图经》内容，李时珍评价曰：“蜀本草，其图说、药物形状，颇详于苏陶也”。虽然《蜀本草》在宋代时已经散失，但其内容多被搜集于《证类本草》、《本草纲目》诸书中。据中国中医研究院马继兴研究员在《中医文献学》一书中考证，《证类本草》各药注文小字标题“臣禹锡等谨按”项内所引的《图经》文字，即《新修本草》图经的佚文。从现存《蜀本草》佚文中可以看出，编写《蜀本草》时，对唐《图经》内容有过不同的看法，并提出了质疑，如《证类本草》卷12辛夷条，卷20鲍鱼条，卷27白瓜子条等即为其例。所以，《蜀本草》的颁行，是对本草学的一大贡献，对中医药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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