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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不平凡的1919年（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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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如此，瀚之想怎么办？”陈乾声问道。

“起草委员会诸公把草案给我过目，为的其实也就是这件事。”杨朔铭笑了笑，说道，“为了能让湖南百姓过上好日子，我就勉为其难吧。”

听到杨朔铭答应为湖南省宪的通过和实施而出力，陈乾声的眼中竟然闪过了泪花。

“自辛亥以来，‘’便成为绝对的政治正确，后来有人又造出了‘反’一词。自此以后，在主流叙述中，‘联省自治’便与‘反’形影不离。所谓的伟人们都有意无意地忽视，在‘军阀割据’的遮羞布背后，有亿万饱受战乱之苦的民众的惨痛呼号……”杨朔铭象是在回答陈乾声，又象是在诉说着一些被尘封已久的往事，“他们伟人名士各有一套煌煌然的‘救国救民’之道，蝼蚁小民试图自救的微末努力，在他们看来似乎不值一提。所谓的‘’洪流之下，民生却犹如草芥”

此时杨朔铭的声音渐转高亢，陈乾声听出了这个年轻人心中那压抑已久的悲愤，不由得吃惊地看着他，仿佛要重新认识他一样。

“希望这1919年能过得有意义。”杨朔铭很快恢复了平静，看着陈乾声，又重新露出了笑容。

1919年3月15日，在湖南知识界的呼吁和两广巡阅使署的压力下，关注底层民众的生存权、受教育权和劳动权等种种权利的条款被正式写进《湖南省宪法》。4月2日，经过几次修改之后，《湖南省宪法》为审查委员会正式审查通过。

经过起草、修订和审查之后，便开始了《湖南省宪法》获得完全的合法性的最后一道程序——“公民总投票”。1919年5月1日投票工作结束，经过计票，最后的投票结果是：除废票与弃权票不计外，总计全省“可”字票数18158875票，“否”字票数575230票，这部由学者起草、由士绅审查的《湖南省宪法》，正式成为一部代表了湖南民众全体意志的宪法，成为湖南实行“自治”最有力的法律依据。

“湖南自治”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开创了中国立宪政治的先河，并为以后联邦制在中国确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单就投票数字而言，《湖南省宪法》可以称得上获得了绝大多数省民的支持。但这些票数，显然并不真实。当时湖南的《大公报》对此有过描述：“省宪自审查通过后，已经有这么多日子了，讲演的手续，又已经竭力进行了。今试在大道上任意拿一二人，而问以省宪是甚么东西？晓得的自是有人，不晓得的恐怕要占十分之八九，这是无须为之遮掩的。”

但在批评的同时，《大公报》也承认，“很显然，这些投票绝大程度上，是操作出来的。但这种操作，有现实的不得已之处——彼时的湖南，欲完成《湖南省宪法》的推广普及和全民投票，显然是做不到的。最后，能够覆盖到的人群，必然局限在有知识的阶层当中。但并不能说这背后没有真正的民意的存在，因为三千万湖南人确确实实希望依赖这部宪法，将自己拯救出军阀混战的泥潭。”

在此之后，根据这部划时代的《湖南省宪法》，1919年，湖南实行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直选”，共选出县议员2761名，虽然在选举过程中贪污受贿、买卖选票者比比皆是，但民主、民权的形式，终究是树立起来了；同年，又选举了省长，选举了政府七个司的司长，选举了高等检察厅的厅长，选举了高等审判厅的厅长，选举了审计院的院长。通过这些选举，组成了第一届“民选湖南省政府”。

随后，依据这部宪法，湖南人裁掉了湖南地方军阀们的那些素质极差的部队，总数约占到湘军总兵力的三分之一，这在“弘宪帝国”垮台后中央政府权力式微、各路军阀趁机肆无忌惮大肆扩军的时代，实在算得上是少有的奇迹。此外，湖南教育界人士还依据这部宪法，在形式上实现了教育经费的独立，确保了教育经费不被军阀们挪用，湖南教育事业有了极大的发展，较之其他各省实有天壤之别；湖南的法律界人士也依据这部宪法，始终锲而不舍地推动着湖南的司法独立；尽管湖南省议会的出炉过程有许多问题，但一些统计数据显示，自1919年下半年开始，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湖南省议会共通过禁止军队非法掠夺案73件，减免苛捐杂税及田赋案68件，弹劾、查办官吏案73件，限令政府取消借款或停止发行公债案12件；依据这部宪法，在全省范围内还举行了县长考试，在任用私人成风的这个时代，湖南能够通过考试这种手段澄清吏治，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而这些奇迹得以实现，都源自于“湖南自治”与其赖以自治的《湖南省宪法》。

有人曾作出这样的评价：“在1919年《湖南省宪法》出台并实施后，中国通往联邦之路的大门，已经敞开了。”

1919年对于中国和世界来说，都是一个不平静的年份。

就在中国国内风云激荡之际，欧洲的战场，也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化。

1919年的年初，当德国人审视战局的时候，他们发现自己正站在有史以来的巅峰之上：俄国垮台了，大半个法国已经被德国占领，法国人不但在行动上，在精神上也已经濒临垮台，英国人失去了最引以为傲的强大海军，也开始变得精疲力竭，意大利在事实上已经停战。

但在这胜利的光辉之后，黑暗仍然在迅速生长。

随着德军的不断被消耗和战线越拉越长，德国陆军的进攻能力已经达到了顶点，加上德国海军在第二次赫尔戈兰湾之战的失败，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寄希望于无限制潜艇战摧毁协约国的战争潜力，但由于协约国海军在重新夺回制海权后加强了护航的力量，德国潜艇取得的战果开始下降，由中国生产的大量商船及时有效的补充了协约国船只的损失，德国被迫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而协约国方面则开始了大举反攻。

为了加强进攻的力量，美国政府、法国政府和英国政府一再向中国和日本施加压力，要求中国和日本增派兵力，全力配合协约国军队在欧洲海陆战场的反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