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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第2页）

宋朝是一个多彩多姿的朝代。

宋人有一批多才多艺的著作。

欧阳修有《洛阳牡丹记》，叙花品、释花名、论风俗，是中国最早的牡丹专著，成书于1031年。《桐谱》为我国历史上仅剩的泡桐专著，1049年成书，作者为安徽桐陵人陈二类属、三种植、四所宜、五所出、六采斫、七翥。全书近8000字，分10目，一叙源、器用、八杂说、九记志、十诗赋。《桐谱》吐露的信息说明泡桐在历史上占有的重要位置，其中育苗造林法、材质利用、药用价值，以及当时已有的速生丰产栽培技术，不知今已失传否？

福建仙游蔡襄著有《荔枝谱》，成书于1059年。

《芍药谱》由江西新余人刘放撰写，1073年成书，所记扬州芍药31个品种，评为7等，附有图谱。可见宋时扬州芍药之盛。

《菊谱》的成书时间为宋徽宗崇宁三年，即1104年，撰写者为江苏徐州人刘蒙。书中不讲“掇撷治疗之芳，栽培灌种之宜”，只是品花论花。录有名菊35种，形色之外兼载产地，尚有闻而未见之菊4种，野生菊2种。

苏州名士范成大退居家乡之后作《梅谱》以遣兴，所记者为范成大私园中所栽的梅花12品。

《菌谱》把我们的目光带向了可以食用的菌类，这是更为难能可贵的，台州人陈仁玉撰于南宋淳祐5年，即1245年。书中记录了台州地区可以成为美味的11种菌类，并对每一种菌的生长期、形状及颜色和味道，均有说明。

浙江天台人陈景沂的《全芳备祖》于南宋宝佑4年成书，是世界上第一部植物学辞典。300年后，1561年，欧洲第一部内容单薄的植物学专著、柯达士的《植物史》问世。《全芳备祖》分前后两集，前集27卷记花，后集31卷记果、卉、草、木、农桑、蔬及药草等。书中独于花果草木尤为齐备，所集共400门。对所刊各种植物的形态、分类、生态以及栽培，都有详尽的记载、描述，为当时当世植物学研究的登峰之作。

另外，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记述的是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的100多种动植物。永嘉周去非的《岭外代答》所记为岭南地区动植物。安徽和县沈立的《海棠记》是中国古代写海棠的第一本专著，等等。

宋人对植物的观察、欣赏、栽培，以及著述，奠定了中国古代植物学极其雄厚的基础，并且以极详尽的史料告诉今人：我们的先人是如此爱花爱草。

南宋灭亡了。使大宋灰飞烟灭的元军来自草原，剽桿勇猛，一往无前，但倘论科学与文化，不要说元军了，就连整个世界也找不到和南宋相提并论的国度。火器救不了一个王朝，指南针救不了一个王朝，文章也救不了一个王朝。史家争论不休的一个话题是：南宋之亡亡于吏治腐败、官僚机构的叠床架屋，还是先进了反而不思进取、富裕了沉溺安乐，而勇往直前者却能制胜？但无论如何，宋朝是值得仰慕的。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严复说：“中国所以成就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九可断言也。”邓广铭认为：“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最高阶段，两宋期内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达到的高度，可说空前绝后。”长江载着兴衰而去，载着兴衰而去的长江啊一江春水向东流啊，水出江阴，海上的风涛之声已隐约可闻。我们要在太湖稍事停留，读万里长江串联湖泊、呑吐吸纳、交流互利的又一个细节，以及古延陵及季札挂剑的故事，然后看长江最后的支流黄浦江，以及它孕育的大上海。

太湖，古称震泽、具区、笠泽，位于长江下游，江苏省南部，波连江苏、浙江两省，浪挟常州、苏州、无锡、湖州四城。为中国第三大淡水湖，包孕吴越，岸线长400公里，面积2400平方公里，号称“三万六千顷太湖水”。西南纳梁溪、荆溪诸水，东由浏河、苏州河、黄埔江注人长江。湖中大小岛屿48个，连同沿湖半岛群山，人称“太湖七十二峰”。湖南之西，是峰峦起伏的天目山，北、东、南三面是太湖平原，自古以来的富足之地、鱼米之乡，而灌溉农田、生活用水、工业用水及排涝抗旱，均依赖太湖。或者可以这样说，没有太湖，哪有江南风光可言！太湖底层的黄土层中，曾发现古洼地与古河道，并发掘出距今约6000年的古文化遗址、道路及墓葬。关于太湖的形成，《长江大辞典》说：“湖西山区流水汇人荆溪，向北流人长江；南部山区流水经苕溪东流人海。后长江泥沙淤积形成南岸沙嘴，荆溪人江水道被堵，改道东流与苕溪汇聚，积水形成早期的太湖。”一般认为，太湖所在地原是一处离东海不远的陆地，在地质运动中形成原始湖盆，可能有过海水人侵，一度或几度成为海滩。由于南面的钱塘江和北面的长江带来的泥沙淤积，长江三角洲不断向东延伸，使这个海滩与大海的距离越来越远，最后与长江沟通而人海，成为淡水湖。

太湖的过程，显示着历史时期陆、海、江、湖之间的微妙与密切的互动，其互为更替而最终走向和谐说明：大地之上曾经有过的自然调适及沧桑之变，其方向是让大地成为安居之地，让人类有鱼米之乡。

亲爱的读者，倘若在太湖边上闭目遥想，青藏高原上我们曾经浏览过的那些湖泊，你不觉得她们都是姊妹湖吗？你不觉得她们正在款款深情地相互对视吗？咸呀淡呀，深呀浅呀，清呀浊呀，那是湖的个性，却都在大山水的风景系列中，错落有致，高高低低地成为容纳与流出之地。

翻查古籍，太古时期，太湖之滨、锡惠山麓是茂密的原始森林，林屮有大象巡行，沼泽地带有糜鹿小心翼翼地观望，麋鹿的背上站着雪白的白鹭。灌木丛中活跃的是斑鹿，性好动，喜追逐。

好一派蛮荒气象，纯净自然！这里的土著先民以有孔石斧、石锄、石锛垦地耕作，并已经学会捕食鱼鲜。如何让鱼人网、又怎样以何物结网？曾经是远古年代太湖先民百思之后得解的一道难题。经常吃鱼之后所品尝到的鲜味，以及食用鱼类海鲜、湖鲜带来的体格的强健、智商的发达，那是不经意间的，时人往往不明就里，而后人却言之凿凿罢了。

当中原地区，夏商王朝进人奴隶制社会之际，太湖周边是原始社会瓦解的前夜，有人说文明的曙光已悄然而至，也有人说人类的苦难真正开始了。

中原、黄河流域与太湖、长江流域，相隔太远了，就连文明的历史进程也参差不齐。

也就在这一时期，中华民族历史上北方与南方、黄河与长江的一次极富深意的交流，因着主人公身份的特殊性，及整个事件的传奇性，在偶然地发生之后，竟然传诵了千百年。

故事：周太王（古公亶父）为商朝后期周族的首领，几十年励精图治之后，周族部落成了欣欣向荣的商朝西部的诸侯国。古公亶父有三个儿子：泰伯、仲雍、季历。季历有子名姬昌，能文能武，为古公亶父所赏识，认为是可以托付江山之人。古公亶父病，泰伯遂与仲雍相商，为成全父亲的愿望，假托为父到终南山采药之名，“乃奔荆蛮”。荆蛮何地？今太湖流域江南地也。并按当时土著民的习惯断发文身，自号句吴，泰伯为王，定都梅里，今无锡梅村，梅里吴墟尚存。

《史记吴泰伯世家》载：泰伯死，仲雍继位。“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泰伯吴国已在水乡泽国的环境中，经十九世传到寿梦，寿梦在晋国的帮助下，经过苦心经营，抓兵强马壮国势兴隆，甚至可以和楚国分庭抗礼。吴王寿梦有四子，诸樊、馀祭、馀昧、季札，这四子中季札最幼，诸樊为长。寿梦想仿先祖古公亶父之例，传位给季札。季札熟知周朝礼仪，好读书，目睹当时各国为争王位而兄弟相残的刀兵血腥，称废长立幼为悖礼，坚不受。公元前561年，寿梦死，长子诸樊暂摄国事。诸樊在安葬父亲之后，仍请季札登王位，季札“弃其室而耕”，躲进舜耕山耕田种地去了。

诸樊在位13年，攻打楚国时战死。馀祭为吴王，公元前547年，吴王馀祭封季札于延陵，即今之常州，从此季札被称为“常州第一人”，又号“延陵季子”。这是因为，常州有文字记载的2500多年的文字记载史，是从季札被封于延陵开始的。馀祭在位17年后亡，馀昧继之，在位4年。临死前再次申明父皇生前殷殷之意，要季札继位。季札再次不从，三次让国而成就了一段几千年来为人传颂的旷世佳话。

季札性情恬淡，智慧过人，以轻权柄重节义讲诚信而被作为千古典范名垂史籍，《左传》、《春秋公羊传》、《礼记》、《史记》等均有其事迹记载。

公元前544年，吴王馀祭4年，季札奉命出访鲁、齐、郑、卫、晋等国。在鲁国观周乐时，季札闻音知政，论治乱兴衰，鲁人惊诧。当他看到跳韶箭舞时，叹道：“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此后，“叹为观止”一时流传为成语。季札使齐国，劝当时著名的外交家晏平仲说：“子速纳邑与政，无邑无政，乃免于难。”使郑国，与子产一见如故，对子产说：“郑之执政侈，难将至矣，政必及子。子为政，慎以礼，不然，郑国将败。”季札途经徐国，徐国国君羡慕季札身上的佩剑。季札有心相送，只是出使之途未尽，不能没有防身武器，便在心中相许：待归途时定当以宝剑相赠。只是当季札踏上归程途经徐国时，徐国的国君已驾鹤西去。季札赶到墓地，祭扫过后，慨然解剑，系于墓地之松树上。使从不解：“徐国之君已亡，剑挂于树给谁呢？”季札答：“我在心里早已答应把宝剑送给国君了，难道因为他的死就可以违背我的承诺吗？”这就是脍炙人口、迭代流传的“季札挂剑”、“挂剑冢树”的典故。

1984年，安徽马鞍山出土的三国时东吴右军师、左大司马朱然墓中的一件漆盘，其画面便是季札挂剑的故事。李白在《陈情赠友人》诗中写道：

延陵有宝剑，价值千万金。

观风历上国，暗许故人深。

归来挂坟松，万古知其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