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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章（第2页）

在这期简报上，黄万里先生在“少数人不赞成”这一句下批注道：“这是谎言，当时只有黄万里一人反对修三门峡坝，温善章一人提请改修低坝，其他全体赞成修高坝，拥护苏联原计划，并非少数人不赞成。”在“我那时是反对修高坝大库的，赞成设大量底孔”一句下，黄万里又批注道：“这是谎言，张光斗和全体都赞成修高坝，只温善章一人提议最后施工时苏联专家坚持原议。并改修低现。最后黄万里提议留排水洞不堵，全体赞成，非张光斗一人赞成。”（着重号系黄万里所加）历史总会留下痕迹，人走过的路上谁能做到踏雪无痕？

1957年6月10日至24日，70位专家参加的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讨论会上的发言摘要，在《中国水利》第7期、第8期上发表。1958年4月，水利电力部又编印了《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资料汇编》，并附有说明：“本文系根据发言记录整理，如有错误或不妥当之处，由本刊编辑部负责。”《中国水利》1957年第7期1？10页刊登了《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综合意见》，第2页有如下文字：

黄万里教授认为泥沙向下流是一个自然规律，违反这个规律就不是合理的技术措施，因此他不主张在黄河建水库，认为有了水库就没有妥善的办法使水库泥沙自动下泄。

讨论会的首要议题便是“三门峡水利枢纽应该不应该修”，列为《综合意见》最醒目的第一部分。《综合意见》说：“参加讨论会的绝大多数同志认为三门峡水利枢纽是能满足上述要求（上游水土保持，拦阻泥沙；下游整治河道，防止淤积；在适当地点修筑调节洪峰及水量所需的水库）最合适的地点，应该被选为第一期工程。”这一段话发表在该期《中国水利》的第1页上，而第2页便有“黄万里教授认为……”的文字记录了。可见，原始记录完整、可信地告诉我们：同意修建三门峡工程的是绝大多数；黄万里先生则是“绝大多数”之外的唯一反对者“他不主张在黄河建水库”一一白纸黑字明明白白。

讨论会期间的6月19日，《花丛小语》在《人民日报》作为反面教材转载，前文已有记述。而其中的一个小插曲却不能不补记：这时候第7期的《中国水利》已经付印，反右运动开始，黄万里先生的右派帽子已经非戴不可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不主张在黄河建水库”的文字势必会加重“罪行”及处理，有好心人赶印了一条《更正》附在《中国水利》第7期的刊物中，全文如下：

本期所载《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综合意见》中，大会办公室将黄万里教授意见体会错误，今特将第2页第22、23行更正如下，并致歉意。

黄万里教授认为泥沙下流是一个自然规律，他说清水出库对堤防是一个大威胁，下游防洪有堤后仍须进行，不要有有库万事足，无泥一河清，的设计思想。他又说，坝修成后上游痤水区就会淤塞，不待库量淤满，那里老早就要闹水灾，水土保持纵使做完，按照黄水不会清的道理，河沙仍要下淤。

《更正》的作者显然是为了保护黄万里而删去了“他不主张在黄河建水库”这句话，但显然也是从黄万里的发言中精心摘录的。而“不待库量淤满，那里老早就要闹水灾”的预见，如今读来动人肺腑。

是次水利部召开的讨论会，分为前期的“一般发言”和后期的“专题发言”，在“一般发言”中，黄万里的意见发表在《中国水利》1957年第7期的19页：

黄万里认为现用的假定一定的防洪库量和灌溉亩数来推算经济坝高，不过是一种单按动力经济核算的规划，不能说是通过全面经济核算的水利规划。关于三门峡现规划的正常高水位，他说是假定了一定的下泄流量（6000秒公方）和灌溉亩数“千万亩、而根据发电要求定出的，因此是片面的。他说，历史上已经积累了半富的治河经验，忽略这些经验，而认为有了坝就可解决下游防洪问题是不妥当的，必须把堤工、治河工、疏水工来与筑坝工程相比较。他说，认为有了坝后可以省掉目前每年二千万元的防洪费（邓子恢副总理报告）是不正确的；认为水土保持会使黄河变清是歪曲客观规律；相反，出库的清水将产生可怕的急剧冲刷，防止它要费很大的力量。他说，“有坝万事足，无泥一河清”的设计思想会造成历史上严重的后果。最后，他谈到筑坝也有害的一面，就是将破坏河沙的自然运行，由于水库上游边缘附近的淤积，那里的洪水位将抬高，可以想见，毋须等到水库於满，个甲下，巧亨个卞于吁夺年兮中等（着重号系笔者所加现计划把希望寄托在水土保持上，但即使水土保持生效，清水仍在支流里冲刷河床而变为浑水，最后仍将泥沙淤在水库上游边缘。他说，主要应该冲沙出库，而不是故意在库内做水土保持。坡面上的水土保持应该设法尽量保持在原地，而对已经流入河槽的泥沙应该使它们继续随水流下去。那些故意要把泥沙留在库内的设计思想是错误而有害的，在支流修拦沙坝是企图改变规律的措施，是不正确的。认识了河槽内泥沙向下运行的自然规律，就必然要研究刷沙出库的方法。巧季夺巧年作夸章气目字个巧，（着重号系笔者所加黄万里先生的这一席话，可以称之为水利史上的经典之论，历史上丰富的治河经验中，坝工仅仅是堤工、疏水工等几策之一；但，筑坝筑高坝修大库，至今仍是某些水利专家的至爱。其次，黄万里谈到的“筑坝也有害的一面”，至今仍鲜有人提及。然后是他的科学预见：今日下游的洪水他年将在上游出现，“他年”是哪一年？1960年起，即三门峡工程竣工不久，黄河、渭河大淤，水壅高后横向冲击，两岸倒坍了农田80万亩，一个县城被迫搬走。以后是开洞排沙，改改修修，大坝千疮百孔，渭河两岸灾难依旧，一直到2003年，渭河的普通洪水而致大灾难。

1957年第8期的《中国水利》又发表了黄万里先生的《对于黄河三门峡水库现行规划5月上书黄河流域规划委员会的，沉寂一年多后方法的意见》，这篇文章是黄先生1956年三门峡水库工程大局已定时发表，显然是因为政治上反右的需要作批判之用了。但，对后人来说，却又要感谢此举，因为它为历史留下了不容怀疑的证据：早在1957年70人专家讨论会之前1年又2个月，黄万里先生便已就三门峡的高坝大库发表了不同意见。

黄万里先生在文章中力陈“筑坝的有害方面”，说，“在80年的筑坝历史中，直到40年前人们才发觉水库淤积的严重性”，这也是黄先生始终耿耿于怀的大库的泥沙问题。

在1957年6月18日以后的专题讨论会上，《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资料汇编》第180页记载的黄万里与张光斗先生的发言分别如下。

黄万里：三门峡以下河道大家都不同意淤积，为什么又同意把沙淤在三门峡以上呢？我认为现在的办法是以上游堆沙来换取下游河道的不淤。水土保持工作即使完成了1005，清水下来还是要带沙，河床是动的现象。三门峡坝把黄河分成两大段，当然水土保持工作完成泥沙会减少了些，径流也可能小些，但总要带走泥沙，而淤积在上游，慢慢的造成上游地区闹水灾。等于说把现在的闹灾地位上移几百公里，时间错后了一些，这种现象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认为最好还是把泥沙一直排下去，上游水灾问题也能解决，三门峡水库寿命也可以延长，下游河道的冲刷问题也可以少一些，除非真是无能为力没有办法才留在水库里。坝下留底孔或采用其他的方法可以把沙排下去。

黄万里先生的观点是前后如一的，这个发言的开头部分显然是对修水库持反对意见，中间历数泥沙俱下之不可避免，最后再强调排沙之重要及坝底留孔。

张光斗先生发言如下：

清水下去有什么坏处呢？我还想不出什么坏的地方。

现在讨论中感到未知数太多，说不出一定怎么样最妥当，有人提出排沙，我认为如果不会使下游河道淤高的话，可以多排一些，水库寿命也可以延长一些。拦沙排沙哪样好？排沙的话能排多少？虽然经过计算或模型试验，都还不能使人完全信服，因此在这些方面不要把自己束缚得太死。关于综合利用的看法，我认为不一定非要面面俱到（不可沁如果某一项化（划）不来，就可以不考虑，还是同样是综合利用。问题不一定全能用计算说明的，还要靠一定的判断，在总目标之下慢慢抬高水位走着瞧，用运用中的事实修改计划。由于未知数很多，我们的工程措施也要有弹性才好，近期计划要不妨碍将来的发展。有了计划也不一定全能照计划办，要看发展的情况而有所调整。看上去这种想法似乎是摇摆不定，这是由于我们还不能掌握住它的规律，关于水土保持工作把握性不大，工作也非常艰巨，所以希望越早进行越好。

这是是次三门峡工程讨论会上，可以查证的张光斗先生的唯一发言记录，看得出来，这短短的发言里，在技术的层面上有一些模棱两可、让人莫衷一是的观点。唯一旗帜鲜明的是发言的开头：“清水下去有什么坏处呢？我还想不出什么坏的地方。”何来清水？只有把泥沙拦住黄河水才能是清水。拦在哪里？那就是筑坝修库了，然后才是拦沙，放出清水下泄。再者，在之前的一般性发言中，黄万里说“认为水土保持会使黄河水变清是歪曲客观规律，相反，出库的清水将产生可怕的急剧冲刷，防止它要费很大的力量”。而张光斗先生的发言与之针锋相对，白纸黑字不容置疑的了。

没有资料证明，在那个难忘的1957年的夏天，张光斗院士“是反对修建高坝大库的”，历史将会以大字记载三门峡工程的唯一的反对者是黄万里。而上书中央力主修低坝小库的温善章，当时还是年轻技术员，他除了坚持低坝小库外，还作了即便从今天看也是难能可贵的关于土地资源的分析：关中平原是棉花、小麦的产地，西北经济文化中心，还是华夏古文化的发祥地，地下埋藏着珍贵的文物。以发电论，高坝方案比低坝方案多45亿度，为之付出的代价是：增加70多万人的移民和250万亩土地的淹没，相当于发每千瓦电移民1人、淹没3亩地。关中平原有多少土地可供淹没？温善章还认为，只是用收还投资年限、抵偿年限、单位千瓦投资、单位库容投资来衡量工程的合理性是不够的，这只能说明资金上的合理性，而更为重要的因素是被投资对象的人文和社会性质，又该如何表现？

黄万里、温善章这样的国家栋梁之才，成了“右派分子”。

一顶“右派”帽子压不垮黄万里的硬骨头。

黄万里先生坚信“天生我材必有用”，从未放松过与治河相关水利科学的研究与著述，笔者在第14章里已有记略。而教人感到痛心与悲哀的是，以黄万里声名、学问之重，他的所有著作竟然都没有出版社公开出版，只是或者自己编印，或者由先生的学生和弟子筹资排印，真是情何以堪！就在黄万里女儿送我的《黄万里文集》中，笔者读到了几封信，录其一于后：

致水利部钱正英部长的一封信正英同志：

郑州开会期间，多承招拂，无任感荷！又承告知，辛白先生为我同族。返系后经查家谱，载有：“元一公生五子，长留句容，次徙湖广，三迁淮安，四由姑苏徙吴江路去崇明西沙黄家村，五随兄而东居嘉定清溪镇。传十一世至细一公。”宗侍卫，北宋亡后南渡，名黄彦元一公是春申君黄歇的四十一世孙。

元一公传十九世为雪谷公，定居川沙高家桥（高家行）元一公传廿八世为我一代。多以钟字排行。

今家谱称雪谷公家谱，雪谷以下有氏族详载。未见辛白先生是否出自嘉定一支？有便当趋候。若属同族，则当以宗嫂相称矣。

会中亲见嫂氏精明强干，分析总结迅速；勤劳工作，亲自奔走处理；真是难得的干才，国内少有的女强人。今余热尚炽，而退为闲职，于国家诚属可惜。退后还为长江黄河制订规划，足见爱国心切，长戈难歇。

可是私下询问同事，多有不满之辞：或不满于嫂氏撤销北京设计机构，或不满于独断孤行，甚至在技术上也一切先自决定，命令下属遵行。若然，则水利方面许多技术性错误，皆由嫂氏一人负责矣，岂不冤枉？按负行政总责者，责在执行国家既定政策，技术性决定只能由专业者作出，并负总责，因为他是内行。所以说，在行政上，外行必须领导内行，在技术上内行该由自己负责。外行的行政领导，硬要充内行去领导技术，就不免自找苦吃。

技术内行该由外行来作行政领导，那么领导除了掌握政策外，该认识哪些内行的事务性知识呢？下面三项似乎是不可缺的。这些知识只要有人讲清楚，一个具有进大学前的知识程度的政治家应该都能接受。所以一个政治家并不需要多少专业知识，今天可以当外交部长，明天可以当一经济部门的部长。国外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