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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千一百一十五章 血战台儿庄七（第2页）

对此，国民党中央“明知之却不予以揭穿，反而因时乘势，推波助澜。”甚至有时国民党中央机关主动鼓励和要求下级部队虚报战绩，并以夸大的数字对外宣传。

据时任国军第18军18师参谋长的赵秀昆回忆：“抗战中期，国民政府军委会军令部曾通令部队，为了‘国际影响和鼓舞士气’，对于战场伤亡和毙、俘敌军可以‘以一报十’，而各部队又据此层层加码，于是，神话式的‘战报’就出现了”。

上下的军官都在虚报，最高层也不例外。台儿庄会战结束后，战区指挥官向蒋报告的歼敌人数是2万余人。而当蒋向外宣布时，数据却成了“是役敌死伤3万余众，我缴获步枪万余枝，轻重机枪931挺，步兵炮77门，坦克40辆，大炮50余门，俘敌无数。敌板垣及矾谷师团主力业已被我歼灭。”

战后，南京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出版陆军总司令的何应钦所著《八年抗战之经过》，其中统计称：八年抗战，日本陆军伤亡241．85万人，其中死亡48．37万人、后勤部队伤亡34万人、空军伤亡4280人。

而日军在战后的资料统计中记载，在中国战场上的伤亡共计为133万人，还是对国共两军和民众游击队作战的总和。到了抗战后期，虚报战功之风愈演愈烈，在有些战况报告中，甚至经常出现一些明显而荒唐的错误。

比如国民政府宣称“长衡会战”取得重要战绩，其中提到击毙日军少将大桥彦四郎。实际上，大桥军衔为大佐，所在部队没有参加衡阳之战，他在关岛而不是中国境内阵亡。

看着一脸不敢置信的蒋欣瑶，马铮笑了笑说道：“蒋参谋在此之前没有到过基层，也没有到过前线吧？”

“是！卑职毕业之后一直在军统部门担任职务，并未到过前线！”蒋欣瑶如实说道。

“那就难怪了，如果你在前线待过就会知道，谎报战功其实也是前线将士迫不得已而为之！”

“什么叫迫不得已而为之，难道还有人逼他们这么做不成？”蒋欣瑶不解地问道。

马铮叹了口气说道：“这件事情得一分为二的来看，虚报战功这种行为，确实给国家带来了非常严重的恶果，产生了长期的负面影响。党国的一位老前辈曾愤慨地说：由谎报战果一点看我国军人无耻，可谓达于极点。”

“且由于谎报军情之风泛滥，下级汇报的作战数据虚假，上级机关难以获得真实的战场信息，只好在照抄照转的同时，靠估算和猜测来判断实际情况。下级夸大事实，又容易给上级造成错觉，往往高估部队战斗能力。”

“《孙子兵法》中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而虚报战功则人为扭曲信息，影响对敌我的认知。以错误的判断去指导作战，后果可想而知。国军在抗战中屡屡失败，与此有重要关联。”

然而，话音一转，马铮继续说道：“但是，虚报战果也有好处的，那就是在战时，可以鼓舞士气提振民心！不仅仅是我们，日本人也会这么做，交战双方在对外宣传时往往会夸大自己的战绩，同时把自己的损失往小了说，这在各国的战时宣传中都曾存在。”

“同样，我们也以“鼓舞士气”“提振民心”“争取外援”为目的，夸大战果从而有利于宣传。”

然而，马铮心里却清楚，除了振奋民心和争取援助外，国军在抗战中愈演愈烈的“虚报夸张，以败作胜”的作法，最直接的目的是为了谋取私利。

国军内部采取传统封建式的“**行赏”的晋升办法，许多军官把战功当作加官晋爵的跳板。为了顺利升迁，下级军官不惜弄虚作假，上级军官也可以因此得利。

比如说1939年余汉谋上报所谓“粤北大捷”战报以后，其上司张发奎明知有误，却照样报告重庆方面，理由是“既然余汉谋宣称他已立功，我自然不想同他作对。于是，我利用‘粤北大捷’举荐余汉谋接替我担任战区司令长官。”事情的结果是，余汉谋和张发奎靠着这个吹牛的战功同时得到提拔。

既然虚报战功者非但不被制裁，还可以获得晋升，省时省力而不冒风险，那其他人“何乐而不为”。

虚报者无视国法军纪，抛却心中道义，把个人私利放在了第一位。对于那些实情实报而不夸张的将领，不仅得不到赞扬，反而认为是“不知变通”甚至“不识时务”。

更严重的是，抗战时期民众对国民党政府和军队节节败退非常不满，而蒋他麾下的高中级军官为了巩固国民党统治，急于收拢人心，需要有一些大的战绩来维护颜面。

只有下级多报战功，中央才可以授意报纸、广播大肆宣传，如此上下心意相同，虚报战功就成为自然的事情了。

说实话，马铮的话直接颠覆了蒋欣瑶的认知，她从来都没有想过谎报战功竟然是国军的集体行为，而非她之前想的个别现象。

更让她不能接受的，这竟然还是她的义父默认的行为，简直是荒唐。

但是马铮说道也有一定的道理，要是不夸大一下数据，老百姓早就失去了信念，外国人也不会那正眼瞧一下中国的抗战努力的。

一时间，她整个人陷入了沉默。

良久，蒋欣瑶突然抬头盯着马铮问道：“军座，那我们第88军呢，之前的战绩是不是也是夸大之后的效果？”

马铮看了看眼前这个漂亮的女人，笑着说道：“我要说不是的话，你会相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