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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用文化自信恢复四夷馆旧制（第2页）

到了晚明，西方书本与技术的翻译和校对还是要靠徐光启、李之藻这样正规科举出身的士大夫。

但是从皇帝的角度来看，明中期开始对翻译人才选拔标准的变化也是为求统治稳定的一个体现。

四夷馆的译字生虽然是国家外交翻译的后备人才，但是在日常翻译过程中，他们往往被严禁与外国贡使直接接触。

外国贡时来京，都是主要由鸿胪寺和会同馆负责招待，翻译一般只是起辅助作用。

这么做的好处是杜绝了翻译“走漏夷情”的发生。

但由于晚明的夷情总是不胫而走，这一点微末好处对于朱翊钧来说也是无足轻重。

而这么做的坏处也十分明显。

原来于宣德元年时，朝廷对民间普通子弟学习外文的态度十分包容，译字生甚至被认作是“科举捷径”。

但到了天顺年间，由于朝中官员相当反感民间“私自学习，滥求进用”的现象，于是朝廷又恢复了明初的旧例。

民间诵习外文之风顿时锐减，到了晚明，甚至已经达到了在中日议和这种大事上只能任用沈惟敬之流的地步。

朱翊钧捏紧了手中的贺表。

要富国强兵，首先就要广开民智。

如果一个国家连鼓励民众学习外文的自信都没有，何谈普及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呢？

就算是后期极其残暴的努尔哈赤，在创造了满文之后，也一样鼓励麾下众将学习汉文、蒙语与朝鲜文啊。

就连鞑子都知道，屠杀汉人不代表要全盘否定汉文明啊。

朱翊钧放下了贺表。

两日后。

万历十六年，一月二十一日。

年节刚过，宫中喜气洋洋的红火气氛还未完全消散。

张诚捧着奏疏刚进乾清宫，还没议事，就听朱翊钧连下了两道圣旨。

一道是让鸿胪寺联同礼部主客司遣使去濠镜接待耶稣会传教士范礼安与倭国使团。

另一道则是恢复弘治前的旧例，重新让内阁委官提督四夷馆，并准许民间子弟投考译字生一职。

“四夷馆内，除永乐年间八馆、正德年间增设的兰纳馆、万历七年增设的暹罗馆外，再增设佛郎机与英吉利二馆。”

朱翊钧靠坐在榻上，坚定而有力地对张诚道，

“朕听闻，四夷馆于嘉靖前购诸夷书甚多，然学者惧其繁琐，时时盗出而毁其籍，以致馆中夷书或母籍多失，或间止存一二页。”

“若遇夷人，则贿其通事，别造他语译之，如此成何体统？若被外夷察觉，岂不让我大明由夷人耻笑？”

张诚不知皇帝怎么无端提起四夷馆这个清水衙门来了，有些稀里糊涂地应道，

“是，奴婢一会儿就去向内阁传旨。”

朱翊钧又道，

“馆中夷书亦可翻印外传，不拘题材，不限厚薄，不必审查，只要民间书商愿意翻印、百姓乐意传看，一律不设限制。”

张诚有了上回因反对科道官而被皇帝驳斥的经验，这回答得十分利索，

“是，民间书商原本就是想印甚么就印甚么，只要有读者愿意购买，无论写的甚么都有书商出钱印书。”

“皇爷此番放开四夷馆中夷书翻印之禁，想来民间必得纷纷响应。”

朱翊钧笑了起来，大明就是大明，无论如何，都必得与蒙元和满清有所区别。

“另外，四夷馆中的译字生必得熟习夷语，礼部与会同馆必须勤督课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