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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保路运动不期而至（第2页）

帝国主义列强一直觊觎中国铁路的主权，企图通过控制中国铁路而控制中国经济。中国人为了捍卫中国铁路主权进行了顽强的斗争。1906年，清政府出高价向美国合兴公司买回粤汉铁路的筑路权，改为商办。而后起的川汉铁路有了前车之鉴，从一开始的三四年内就完成了官办到商办的转变。

1910年，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逼清政府订立借款修路合同。1911年5月9日，清廷在邮传部尚书盛宣怀的策动下，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将已归商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随之把川汉、粤汉铁路专营权卖给四国银行团，与它签订了六百万镑的《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铁路、湖北境内川汉铁路借款合同》。合同规定借款由四国银行团平均承担，清政府分别聘用英、德、美工程师各一个负责修筑各段铁路，其中湖北宜昌到夔州（今奉节）段聘用美国人为总工程师，该段用美国借款修造；铁路竣工后，款未偿清前（合同规定借款四十年还清），中国仍任用欧美人为各段铁路总工程师；铁路建筑器材应向英、美、德、法购买等等。

很明显，所谓“国有”其实是“洋有”。中国人好不容易掌握的中国铁路主权，却在清政府的帮助下，被洋人巧取豪夺去了。

两个借款合同在中国和世界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日、俄两国很不满意，认为合同第十六款（该款规定四国银行团有与清政府“合办东三省以此借款兴办之事”的优先权）侵犯了日、俄两国在东三省的特殊利益，而且将使其“人民和机构较之任何其他国家的人民和机构处于一种不利的地位”。四国银行团被迫答应，不利用这项规定向中国东北地区扩大业务，不妨碍日、俄两国在那里的金融活动。

1911年6月1日，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和督办大臣端方联名向四川总督王人文发“歌电”，说明度支部决定的川汉铁路股款处理办法：对公司已用之款和公司现存之款，由政府一律换发给国家铁路股票，概不退还现款。如川人定要筹还现款，则必借洋债，并将以川省财政收入作抵。王人文看到电报，深知如果公布出去，全省必定大乱，于是就把电报压下了。6月7日，盛宣怀、端方又直接给川汉铁路公司驻宜昌总理李稷勋发电报，询问是否见到“歌电”，李稷勋就致电成都总公司，让总公司找王人文索阅。电文只好公开了，全省舆论大哗。

6月16日，铁路公司举行紧急会议，决定马上组织“保路同志会”，不能等待特别股东会，保路同志会通过报纸连夜即发通知，翌日即宣布成立。

四川、湖南、湖北、广东四省民众相继掀起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提出“路存与存，路亡与亡”的口号，表示誓死保卫路权。其中，以四川保路运动最为激烈。四川修筑铁路的股金，不仅有绅士、商人、地主的，而且农民购买的股份也占很大比例。清政府颁布“铁路国有”政策以后，拒不归还四川人民的股金，因此招致四川全省各阶层人士的反对。

四川总督王人文因同情四川人民的立场，将它真实反映给朝廷，却遭到斥责，被免职。

成都，四川督署大堂，总督赵尔丰坐在大堂上。

赵尔丰，生于1845年，字季和，祖籍辽宁襄平（今辽阳市），清汉军正蓝旗人。他此时已年近七旬，是在驻藏大臣兼川滇边务大臣的任上调任四川总督的。

“保路同志会”的负责人蒲殿俊、罗纶、张澜等九人五花大绑地站在阶下。列队两旁的清兵杀气腾腾的。

“大人说请我们来议事，难道就是这样的议法吗？”蒲殿俊灼灼逼人地盯着赵尔丰。

蒲殿俊，生于1875年，字伯英，四川广安人。时任四川谘议局议长，是四川“保路同志会”的会长。

“咳咳，”赵尔丰干咳两声，自知理亏，不敢看蒲殿俊的眼睛，“不说议事，尔等……如何肯来？”

“大人把我等当成土匪了吗？”蒲殿俊一针见血。

“将铁路收归官办，乃是朝廷的旨意，尔等为何聚众不从？”

“商办铁路乃是先帝允准。朝廷为何要出尔反尔？”罗纶不软不硬地说。

罗纶，生于1876年，号康侯，字梓卿，四川西充县人。时任四川谘议局副议长，也是四川“保路同志会”的副会长。

“嗯……”赵尔丰思忖了一下说，“内务外交，朝廷自有朝廷的考虑、朝廷的道理。”

“什么考虑？什么道理？我等愚钝，请大人明示。”张澜不允许他含糊其辞。

张澜，生于1872年，字表方，汉族，四川南充人。当时是川汉铁路股东大会副会长。

“嗯，嗯，将铁路收归官办，我想，实在也是迫不得已……”赵尔丰搜肠刮肚地说道。

“为谁所迫？是洋人吗？”蒲殿俊不依不饶。

赵尔丰心里一惊，知道这问题厉害，不能正面回答。

“你等身为士绅，乃一方才俊，要体谅朝廷的苦衷……”

“大人就是这样对待士绅才俊的吗？”罗纶扫视了一下他们身上的五花大绑。

赵尔丰哭笑不得。

“敢问是何苦衷？”张澜继续追问。

“嗯，嗯……今上爱民如子，一向让利于民……”赵尔丰只好狡辩。

“我等不敢苟同。四川筑路股金，来自全省士绅、商贾、农民。朝廷既颁‘国有’，又不归还股金，岂不是既收路权，又要夺款吗？与民争利，莫此为甚！”蒲殿俊侃侃而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