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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帝国的终结（第2页）

良弼上前磕头请命：“列祖列宗在上，爱新觉罗不肖子孙良弼，愿请太后赏兵，集结在京八旗子弟，哪怕血染疆场，也誓要除奸保皇！”

灵牌前，香烟袅袅不绝。

祭完宗庙之后，良弼乘坐着马车，急匆匆地赶回位于北京西四北大街大红罗厂的府邸。良弼满脑子都是如何聚集在京八旗子弟，与袁世凯作殊死一搏的念头。踌躇满志的他刚从车厢里走出，却想不到有一个人已经在他的府邸门口等候多时了。

夜色中，一个年轻的军人拎着皮包，跟上前来，远远地喊道：“良弼大人，请留步。”

良弼不无警觉地问道：“你是谁？”

那年轻的军人递上名片道：“我是奉天的彭家珍，大人不记得我了吗？”

良弼看着名片，心中疑窦丛生，问道：“我以前好像没见过你？你来找我有什么事？”

彭家珍微微一笑，双手作揖道：“良弼大人果然好眼力！我这次来找大人，是因为听说大人你反对共和，所以小的特来——索命！”

良弼吃了一惊，喊道：“你是……”

“革命党！”彭家珍大笑着向良弼扑了过去。

良弼毕竟曾是禁卫军大臣，训练过新军，他的反应十分机敏，见彭家珍扑过来，抬腿就是一脚，将彭家珍踢开，然后转身迈上石阶。

彭家珍猛地拉响身上的一颗炸弹。

“轰！”

一声巨响之中，两人同时倒地。

彭家珍是四川成都金堂人。他的父亲彭世勋为清末秀才，曾赴日本，思想激进，主张实业救国。少年时代的彭家珍受父亲影响，接触到西方近代科学。

1903年，彭家珍考入成都武备学堂，后因成绩优异被公派日本考察军事。留日期间加入同盟会。此后直到1910年初，彭家珍一直在清军担任下级官僚。1911年，他谋得天津兵站司令部副官长职位，到任之时，恰值武昌起义。10月，清廷从欧洲购得大批军火，经京奉路南运长江前线，他同二十镇驻滦州军官、党人施从云等联络，说服该镇统制张绍曾下令在军火过滦州时截留。彭家珍谋划用此批军火起事，可惜张绍曾旋被罢免，没有得手。后来，汪精卫邀集他与白逾桓等人，在天津成立同盟会京津支部，汪精卫任支部长，彭家珍任军事部长。此间，彭家珍拿出大量军用车票供京津党人使用，并挪用清廷的枪支、军马、钱粮支持革命。事泄后，他化名出走，为清陆军通缉，仍来往于京、津、奉、沪，积极联络党人。在上海，彭家珍得到孙中山接见，意气更加峥嵘。此时蜀军正在筹建，他可为蜀军副总司令，他却婉拒，仍回北方，谋划暗杀袁世凯、良弼及载泽等反对革命的头面人物。

此时，清廷控制范围只有东三省、直隶、鲁、豫、甘肃、新疆八省，而民军所控制的则有十四省，约占三分之二。相比袁世凯训练有素的北洋军，南方民军较为松散无组织。南方若当真强攻北方，很难说鹿死谁手。从1911年11月开始的南北和谈，直至翌年1月，始终处于僵局。

袁世凯、孙中山以外，另有第三股势力——以良弼等宗社党为实际魁首的清廷贵族，在奄奄一息中筹划最后一搏。

宗社党的正式亮相是1912年1月12日，皇族良弼、溥伟、载涛、载泽、铁良等人以“君主立宪维持会”的名义发布宣言。宗社党成员大多胸前刺有二龙、满文姓名，在京津等地积极活动，企图赶走内阁总理袁世凯，与南方决一死战。良弼甚至许下三月内击败民军，否则斩首的豪言。

在这种情势下，刺杀袁世凯、良弼等人成为京津同盟会的首要目标。1月16日，同盟会会员行刺袁世凯，却未能得手。袁世凯遇刺后遁入府内，深居不出。

袁世凯深居不出，良弼遂成为北方党人的第一眼中钉。良弼幼年在成都生长（跟彭家珍还算半个老乡），曾留日学习军政，有才气，有大志，自负韬略，被看成旗人中“崭新的军事人才”，并参与清末振武图强的系列活动，如改军制、练新军、立军学等。

总之，良弼算是清廷宗室最后一个有肝胆的干将。除掉良弼，可以破宗社党，进而逼清帝退位，这是同盟会刺杀他的显见理由。

烟尘散尽之后，良弼家的仆人才赶过来，扶起良弼，惊慌失措地呼喊着：“老爷，老爷……”

良弼虽然受了伤，但却未致命，他微睁双眼，艰难地问道：“那刺客呢？”

一个仆人道：“他已经被炸死了。”

良弼挣扎着向彭家珍的尸体看了一眼，颇有感慨地道：“这位刺客，倒也算是一条好汉！我八旗子弟中若多些这样的好汉，又岂会被袁世凯来欺辱？唉，莫非是……天要灭我大清啊！”

三日后，良弼吃了袁世凯心腹赵秉钧送来的中药，一命归西。

良弼临死前说道：“我辈军人，死何足惜！我见朝廷无所为，故组织宗社党以图挽救。今我死，清室亦亡。刺我者，真知我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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