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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版后记 从头顶掠过的炮弹引发了这部书（第2页）

临分手的时候，阮仲永告诉许法善：“我的任期就要满了，该回国了。临走前我要举行一次酒会，到时候请你一定来。”许法善向阮仲永赠送了一件小礼品——中国民航的飞机模型——并答应说，一定争取去。

不久以后，越南大使馆送来了请柬，许法善如约前往。酒会上，许法善见到了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刘述卿，谈起和阮仲永曾经共事的经历。刘述卿说，是啊，阮仲永大使向我们多次提到你，要求和你会见，我们就同意了。见面是好事情。

正在这时，阮仲永走了过来，在刘述卿面前回忆当年与许法善在一起的战争岁月。

刘述卿对阮仲永说，是呀，过去我们的关系多好呀，为什么要像现在这个样子呢？请你回去告诉贵国领导人，不要这样下去了。贵国的军队应该撤出柬埔寨，这样做对你们是有好处的。

阮仲永连连点头，说：“是的，是的，我回去后一定要转达这个重要的意见。”

酒会临近结束时许法善告辞，阮仲永特意从二楼一直送他下来，直到门口。许法善劝阻说：“酒会还没有完，你还有客人，快回去招呼客人吧，为我出来多不合适呀。”

但是阮仲永动情地说：“没关系，你是老战友呀，你和别人不一样！”

他们分手了，从此再没有见面。这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事情。

访问张英、侯寒江先生的时候，他们都问过我：“为什么中越关系会在20世纪70年代和20世纪80年代逆转成这个样子？”

我当时说：“这个问题原本应该由我提出来呀。”

我深深地感谢当年的顾问们，他们每一个人都帮助了我（虽然有几位没有见面谈上话）。他们都乐于回答和回忆，认为这样做是对一段重要的历史负责。这一点，正是我们在过去做得非常不够的地方。我们不能因为我们这个国家有着悠久历史，就忽视历史、埋藏历史，这样的话会把历史引入巨大的误区。

我访问过的所有原顾问团成员，那段岁月都在他们的脑海里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我益发感到有责任，不管写作持续多久，也要最终完成之。

帮助我坚定这个信念的还有曾担任云南东南亚研究所所长的陈吕范教授。他是我的前辈，曾与我父亲一起工作过。当我开始中越关系史研究时，陈吕范教授给予我重要的帮助。1988年的一天，当我们一起走进东南亚研究所的藏书库时，我看到了关于奠边府战役的英文专著《狭小盆地中的地狱》（

HellinaVerySmallPlace

），作者是美国的伯纳德·富尔（BernardB.Fall），他1926年出生于法国，后来到了美国，成为记者和历史学家。这部500页的著作是作者采访大批奠边府战役当事人，并参阅文献资料完成的，是迄今为止描述奠边府战役的最权威的英文著作，初版于1967年。完成此书后，作者即奔赴越南战场，打算采写新的著作，不幸因飞机失事而遇难。我在20世纪90年代去到美国的时候，看到这部书已再版了。

我读完《狭小盆地中的地狱》，深深敬佩作者之余，亦扪心自问：“他做到的，我行吗？”

陈吕范教授说：“你能做到。”

“在中国，写当代史，又涉及当代国际关系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说。

“你能做到。”他很肯定地说。

战争的硝烟已经散去了，这场战争会被岁月遗忘吗？

1990年代初，我赴美国从事研究的时候，美国的军事杂志正在接连不断地刊载有关“沙漠风暴”的研究文章，著名的军事杂志《军事观察》（

MilitaryReview

）于1992年1月号登载了资深军史研究者辛普森（HowardR.Simpson）的长文《奠边府战役的教益》（

TheLessonsofDienBienPhu

）。作者写道：“事隔37年之后继续研究奠边府战役对今天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能从不同角度为当代局部战争提供有益的经验：它清楚地表明了游击战争的灵活性及其力量，这种战争能够改变一个区域的战争进程……从习惯性的常规战争角度看待游击战，因而低估对手是严重的军事错误。在游击战争中，在复杂的地形和多变的气候条件下，过分依赖空中补给会导致灾难性结果。”但是，这篇文章没有谈到中国军事顾问团的存在。我给作者去了一封信，指出这点。

不久，居住在爱尔兰的辛普森先生回信，同意我的观点，并说他之所以未能指出这点主要是缺乏材料的缘故。不过，他正在富尔的著作基础上撰写关于奠边府战役的新著，他将在新著中对此加以弥补。他还说，在揭示中国军事顾问团的历史作用方面，中国作者的作用是他人无法替代的。

辛普森先生的信从另一个角度坚定了我的决心。在美国，我有条件接触到许多与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有关的英文著作和资料，还利用了美国国家档案馆按期解密的档案。

历时八年，本书终于完成了。我感到高兴的是，中越关系经过曲折之后又走上了全面正常化的道路。这符合中越两国人民的愿望。因为如此，我们更应该关注历史，总结历史的教益，使过去的曲折不再出现，使昔日的友谊更加深入人心。

我愿意对年轻的朋友们说：你们生活在一个有着持久和平的年代里，你们更有条件理智而全面地审视历史，进而创造新世纪的繁荣！

1998年9月1日于北京金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