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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多村秀美（第1页）

和她相识，很不情愿。是在战战兢兢、犹犹疑疑、不愉快甚至沮丧的心情下见的面。想想看，清理阶级队伍的旋风还在盘旋，我被打成了“**文人，文艺黑线骨干分子”，“帽子拿在群众手中”，正在“以观后效”的时候，突然通知我：一个日本学生代表叫做喜多村秀美的，指名要见我。

我说：“我从来不认识什么喜多村秀美，不见她！”

专政组长叫章德正，习惯性地把个舌头从嘴角舔出来，斜着眼看我说：“你隐瞒了海外关系，现在暴露了，想不认这壶酒钱吗？拿我们当‘老憨’吗？不行！必须见。为了对你负责，我陪你去。记住，就说我是你的朋友！”

在宾馆会客室里，我见到一个身材苗条，穿玫瑰色裙，洁白上衣的姑娘。脸型很平常，可是一笑起来就仿佛全身都闪出了光彩，把周围景色都照亮了。她用带山东口音的汉语说：“爸爸叫我务必来看看您。他说我可以称呼你哥哥！”

“您父亲的大名是……”

“喜多村信一郎。”

“对不起！我不记得在哪里见过他。”

喜多村秀美拿出在书本内夹着的一片白布，小心地递给我。章组长立即伸长脖子凑近来看。布面上用毛笔写着我的名字，还有“o型”两个字，墨色已经淡了。

我压制住激动。面对秀美、而实际却是说给章组长听的：

“如果没记错，这是我当华工时佩带的血型符号。可是请原谅，我仍想不起这和喜多村先生有什么关系？”

“您和他在岩国一个小食堂见过面。在场的还有孙伯伯。爸爸送你一件衬衫，你换衬衫时把这个掉了。”

我模模糊糊地记得像是有过这么一次遭遇。

“你也在？”

“那时我还没出生。爸爸和妈妈是在那以后才结婚的。”

模糊的记忆开始清楚了一点。我忍不住第二次又抓住她的手，用力地握了握。我问她爸爸身体情况怎样？她说她爸爸中风了，半身不遂，终日躺在床上，妈妈很健康。

“你在上大学吗？”

“学法文，也学英文，还自学了中文。本来想考语言学位的，现在不想了。”

“为什么？”

“我想革命。”

“于革命就不需要学问吗？”

我的“朋友”一直在用眼睛射出芒刺，刺着我的后脖梗，这时他忍不住了：

“日本朋友到中国来是取革命经的。你倒向人家贩卖资产阶级的知识至上论。什么学问？世界上只有一门学问，那就是阶级斗争！”又对秀美说：“我看你只要学会中文，能读‘红宝书’，就够用一辈子的了！姑娘，我赞成你一心闹革命。不能忘了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在受苦！要有大无畏的彻底革命精神，要用我们的双手把旧世界打个稀巴烂！要决心打出世界一片红！”

我本以为这些话会使喜多村秀美感到唐突，没料到她竟十分赞赏，点着头连连称是。她说她早就不满意日本那个腐朽的社会了。人们一心追求物质享受，从而成了物质的奴隶。青年人给毁了，不是不顾一切地学习谋生手段，就是看破红尘、醉心于灯红酒绿的腐朽生活。革命的抱负、人类的理想都在物质世界面前褪了色。一些读过革命文艺书籍的青年，不满意这个状况，立志改造日本的社会，要恢复人的理想和良知，要消灭罪恶的剥削制度，可就是不知道从哪里入手。各种政党提出的各种政纲，她认为都是荒谬的，不是欺骗就是吃语……

“很简单！”章组长把手一挥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枪杆子底下出政权！方向路线问题，毛**早就制定好了，就看你们干不干！当然我们只能帮忙、不能代替，因为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只是变化的条件嘛。”

我疑心对一个日本青年说这些话是否得体，但又无权阻止他。只好说：“章组长说的是中国的道理，日本的事怎么办，当然只有你们才最懂得……”

章组长瞪了我一眼，把我的话给堵住了：

“毛**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这时秀美的几个同伴也到会客室来了。从她们的神色和笑声中，我看出她们都是赞同章组长的宏论的。她们叫秀美当翻译，热烈地和章组长交谈起来。我完全成了局外人。后来，她们又请他签名。他答应领她们去某个红卫兵司令部参观访问。只是在我告辞的时候，秀美才急忙回到卧室取了一个包袱来给我，说是他爸爸送我的。他爸爸在广播中听到受批判的文人中有我的名字。先是怀疑是不是我，后又担心我的安全怎么样，所以要她打听一下我的地址，务必来看我。

“看见你安全，我们放心了，希望你继续革命，不要落伍。”她又改用日文问我：“章先生说的话很有吸引力，他是理论家吧？对我们很有教益。”我说：“话都是书本上印着的。不会不对吧！符合不符合日本情况，你要自己考虑。”章组长眼睛盯住我不放，很怀疑这两句日文的内容。

“我告诉她，你讲的全是书上印着的。不会错！”

秀美笑着点点头，章组长这才不无怀疑地和我一同告辞走出。路上我就把那包袱向章组长“交公”了。他打开来看，见是一只脱胎漆的花瓶和一张名片，便鼻子里哼着说：“不送一些有实用价值的东西！资产阶级的虚伪性全暴露了。”名片也没给我。但我看了一眼，地点是岩国的一个什么地方。

这天晚上，章组长宣布叫我搬回牛棚，重新接受审查。并召开了第一次复审批斗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