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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四章 研究人民公社化运动（第1页）

≈ap;lt;p≈ap;gt;这一天石云问我:“你说你最近在研究人民公社化运动，你怎么对这个问题产生兴趣？”≈ap;lt;p≈ap;gt;

≈ap;lt;p≈ap;gt;我说:“你知道我们的改革开放是从我们党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开始的，但突破口是农村的包产到户。解放那么多年没能解决吃饭问题，搞了包产到户很快就从根本上使温饱问题得到解决。≈ap;lt;p≈ap;gt;

≈ap;lt;p≈ap;gt;“我越来越认识到人民公社化运动，比起那让人深恶痛绝的那场大革命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损害甚至都要大得多。不仅仅是那三年的困难和粮荒，因为持续的时间太长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给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发展带来的影响，可以说是不可估量的。可现在很多人还在为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和集体化唱赞歌，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ap;lt;p≈ap;gt;

≈ap;lt;p≈ap;gt;“我们能够感受到，农村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搞集体化，这个思想简直根深蒂固。就是在我们常说的作为改革开放起点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明确提出不许搞包产到户。人民公社现在虽然已经成为历史，但从思想上解决问题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ap;lt;p≈ap;gt;

≈ap;lt;p≈ap;gt;“难道走集体化道路不是农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由之路吗？”石云又问。≈ap;lt;p≈ap;gt;

≈ap;lt;p≈ap;gt;“集体劳动还是个体劳动不过是劳动组织方式，实行什么样的劳动组织方式，取决于生产本身的需要。比如奴隶社会主要是集体劳动，主要是个体劳动还没有实现，还形不成生产力，只能靠集体协作来弥补个体劳动的不足。而随着生产的发展，生产工具的进步，个体劳动的实现，封建社会的个体劳动就取代了奴隶制下的集体劳动，你能说封建社会比奴隶社会落后吗？”≈ap;lt;p≈ap;gt;

≈ap;lt;p≈ap;gt;“农村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搞集体化这思想是怎么来的呢？”石云接着问我。≈ap;lt;p≈ap;gt;

≈ap;lt;p≈ap;gt;我拿出了我的研究笔记，边看边说:“这个问题我最近正在研究和思考。从我现在手头有的资料看，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说过‘那末我们对待小农的态度是怎样的呢？在我们夺得国家权力的那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对待他呢？……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权力的时候，我们绝不会用暴力去剥夺小农（无论有无报偿，都是一样的），像我们不得不如此对待大土地占有者那样。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但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当然，到那时候，我们将有足够的手段，使小农懂得他们本来现在就应当明了的好处。’≈ap;lt;p≈ap;gt;

≈ap;lt;p≈ap;gt;“恩格斯的这个思想肯定会深深的影响到后来的社会主义者。比如早在1943年老人家就曾指出经过土地革命，打破封建剥削关系，这‘是第一个革命。但是，如果不进行从个体劳动转到集体劳动的第二个生产关系即生产方式的改革，则生产力还不能进一步发展。将个体经济为基础的劳动互助组织即农民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加以发展，生产就可以大大提高，增加一倍或一倍以上。……这样的改革，生产工具根本没有变化，但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变化了。从土地改革到发展劳动互助组织两次变化，这是生产制度上的革命。’≈ap;lt;p≈ap;gt;

≈ap;lt;p≈ap;gt;“第二、受前苏联的影响。前苏联不是搞了集体农庄吗？≈ap;lt;p≈ap;gt;

≈ap;lt;p≈ap;gt;“第三、对解放区和解放初农村大量存在的互助活动，也就是大家常说的互助组的误判。解放初期，由于连年的战乱，农业的生产力遭到极大的破坏，特别是大牲畜和农具的极度缺乏，许多贫困农民家庭已经没有能力独立完成田间作业，需要靠相互间的互助合作来弥补个体劳动的不足。≈ap;lt;p≈ap;gt;

≈ap;lt;p≈ap;gt;“特别是那种临时性、季节性的简单劳动互助，在贫困农民中更是广泛存在。问题是对这样的劳动互助的积极性怎样认识？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这只是为弥补个体劳动的不足而采取的过渡性措施，我们也就知道这样的劳动互助将随着生产的逐渐恢复而完成历史使命。像我们前面谈到的奴隶社会的集体劳动为个体劳动所取代一样。≈ap;lt;p≈ap;gt;

≈ap;lt;p≈ap;gt;“但是，那时候有很大一部分甚至绝大多数人把这些简单劳动互助看做是农村走上集体化的开始。我们后来也是这样总结的，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到高级社，最后到人民公社。当随着生产的发展被战争破坏的生产力逐步恢复，农村这种简单劳动互助也逐渐失去存在的必要时。对这这样的很正常的现象。有人却认为这是在开历史的倒车。≈ap;lt;p≈ap;gt;

≈ap;lt;p≈ap;gt;“比如，1951年4月17日，山西省委向华北局和中央写了一份报告，题为《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报告指出‘随着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农民自发力量是发展了的，它不是向着我们所要求的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而是向着富农的方向发展。这就是互助组发生涣散现象的最根本的原因。’报告提出‘老区互助组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使得互助组必须提高，否则就要后退。”报告的结论是‘必须在互助组织内部，扶植与增强新的因素，以逐步战胜农民自发的趋势，积极地稳健地提高农业生产互助组织，引导它走向更高一些的形式，以彻底扭转涣散的趋势。’≈ap;lt;p≈ap;gt;

≈ap;lt;p≈ap;gt;“山西省委的报告送到华北局和中央后，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中央主要领导少奇同志和华北局分别做出批示，不同意山西省委的观点认为他们的提法是违背共同纲领的。而那个时候我们国家还没有宪法，政协通过的共同纲领就相当于宪法。老人家得知此事后，明确表示不赞成少奇同志和华北局的意见，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这样，由于老人家在中国党内的特殊地位，有他的支持山西这个报告就吹响了合作化运动的进军号。从初级社到高级社到人民公社。石云，你知道人民公社是怎么来的吗？”≈ap;lt;p≈ap;gt;

≈ap;lt;p≈ap;gt;“怎么来的?”≈ap;lt;p≈ap;gt;

≈ap;lt;p≈ap;gt;“1958年4月下旬，老人家、少奇同志在广州期间，和当时的中宣部长定一同志谈到几十年后中国社会的情景时说那时我国的乡村中将是许多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他们这些‘乌托邦’式的设想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期间，经过一些人在发言中被引用而传播开来。请记住，老人家说的是几十年以后的事，但有些人等不及了。公道的说，那确实是激情燃烧的岁月，大家对美好的未来都充满向往和渴望，恨不得一步跨入社会。≈ap;lt;p≈ap;gt;

≈ap;lt;p≈ap;gt;“到了六月间一些地方已经开始试办这样的公社了。老人家对试办中的公社采取积极扶植的态度。八月初老人家在视察河南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时，看到人民公社的牌子，点头称赞‘人民公社名字好’。接着在山东视察时，当省汇报说历城县北园乡准备办大农场时。老人家说’不要搞农场，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和政府合一了，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于是，‘人民公社好’立即传遍了全中国。八月二十九日，《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经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于是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在1958年9月一哄而起。≈ap;lt;p≈ap;gt;

≈ap;lt;p≈ap;gt;“最初的几个月，在‘一大二公’的思想指导下大刮共产风。有很多地方宣布人民公社为全民所有制，也曾经有过各种各样的异想天开。例如，河北省徐水县率先成立了全县范围的特大型公社，号称实现了全县的全民所有制。河南省也把新乡地区的修武县树立为一县一社的典型。山东范县则提出‘三年过渡到’。有些地方把所有个人财产和个人债务都共了产。有些地方提出取消货币实行供给制，个别地方甚至要拆散家庭。由于造成种种的社会问题和紧接着1959年初全国普遍出现的粮荒，这些荒唐的举动到是很快纠正了。”看到石云在思索着我的话，我接着说“其实，包产到户并不是我们改革开放的新发明。”≈ap;lt;p≈ap;gt;

≈ap;lt;p≈ap;gt;“为什么这么说？”石云问。≈ap;lt;p≈ap;gt;

≈ap;lt;p≈ap;gt;“1959年的“庐山会议”后，国家陷入最困难时期。为了渡过困难，一些困难最严重的地方把地暂时分给个人，确保上缴后谁种谁得，收效十分显著。这也就是最早的“包产到户”，时间虽然很短暂，但却给那些地方的干部和人民群众留下了深刻的记忆。≈ap;lt;p≈ap;gt;

≈ap;lt;p≈ap;gt;“1962年三月老人家派他的秘书组织调查组到湖南自己的家乡湘潭韶山等地进行调查研究，了解农村和农业的情况。他的秘书在调查中遇到了一个出乎意料的情况，一些地方的农民普遍要求‘包产到户’。随着调查研究的深入，他逐渐萌生了用‘包产到户’渡过暂时困难的想法。”≈ap;lt;p≈ap;gt;

≈ap;lt;p≈ap;gt;“五月他在上海见到老人家时，曾经汇报过农民要求“包产到户”的情况，老人家反应冷漠。六月底老人家的秘书结束了湖南的调查，回到北京后向老人家汇报后正式提出自己的意见。老人家显然很不满意，反问他‘你的主张是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把他的秘书问住了。≈ap;lt;p≈ap;gt;

≈ap;lt;p≈ap;gt;“当时，当面向老人家陈述自己的意见，主张搞“包产到户”的还有在党内德高望重的陈云同志。而时任农村工作部长性格耿直的子恢同志，甚至在老人家公开表态反对“包产到户”后，仍然当着老人家的面坚持己见。其实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国家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也倾向于搞“包产到户”。但在老人家看来，无论如何不能背离集体化道路。当然，同样由于老人家在党内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有他的反对当时实行包产到户是不可能的。”≈ap;lt;p≈ap;gt;

≈ap;lt;p≈ap;gt;“如果那时就搞包产到户会怎样呢？”≈ap;lt;p≈ap;gt;

≈ap;lt;p≈ap;gt;“如果是那样我们中国的历史就要改写了，应该也就没有后来的那场大革命。其实，本来意义上的人民公社存在的时间是很短促的。”我翻看了一下研究笔记，接着说:“从1958年11月2日至12月10日连续召开郑州会议（部分中央领导、大区负责人、部分省市参加的工作会议）、武汉会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纠正各种极端行为，强调不能混淆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提出继续发展商品生产、保持按劳分配的原则。≈ap;lt;p≈ap;gt;

≈ap;lt;p≈ap;gt;“紧接着由于1959年初全国普遍出现的粮荒，老人家又于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在专列上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第二次郑州会议），明确提出人民公社内部财产实行三级所有，核算以队为基础。≈ap;lt;p≈ap;gt;

≈ap;lt;p≈ap;gt;“当时公社内部的三级是社、生产大队（管理区）、生产队（后来的生产大队规模上相当于高级社），很快又进一步明确“队为基础”的“队”就是生产队。同时也提出当时的生产小队（后来的生产队规模相当于初级社）的部分所有制。≈ap;lt;p≈ap;gt;

≈ap;lt;p≈ap;gt;“很明显这时候就集体化的规模而言已经从“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退到了高级社。后来在三年困难时期的1962年，又通过扩大的中央全会也就是七千人大会，进一步把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缩小到原来的生产小队（这时候已称生产队规模相当于初级社）。也就是说，从1962年初开始，集体化的规模已经退到了初级社了，这时候的人民公社其实已经名存实亡。≈ap;lt;p≈ap;gt;

≈ap;lt;p≈ap;gt;“不断缩小集体规模和核算规模这表明了，无论在什不情况下，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都要顽强的为自己开拓道路。当然，最后的结果还是回到了包产到户，所谓人间正道是沧桑。”停了一下我接着说“我的想法是通过对农村人民公社化也就是集体化的研究，能够真正找到问题的症结，总结出真正有说服力的经验和教训警示后人。”≈ap;lt;p≈ap;gt;

≈ap;lt;p≈ap;gt;“从你说的这些看，你已经查阅了很多资料了。”石云说。≈ap;lt;p≈ap;gt;

≈ap;lt;p≈ap;gt;“是的，但还远远不够，对于历史事件，不查阅大量的资料有时是很难辨真伪的，也很难令人信服。”≈ap;lt;p≈ap;gt;

≈ap;lt;p≈ap;gt;“你刚才说到了经验教训，能把你现在的研究成果说来听听吗？”≈ap;lt;p≈ap;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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