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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章（第1页）

同日，南昌《大江报》的&ldo;五一劳动节特号&rdo;尚未面世，就被军阀陈光远封杀。《大江报》、《正义报》、《中庸报》、《匡报》接着也遭查封。

6月3日，上海《劳动周刊》出至41号，被公共租界工部局以&ldo;登载过激言论&rdo;&ldo;鼓吹劳动革命&rdo;等罪名勒令停刊，李启汉被捕，6月9日被会审公堂判处监禁3个月，并驱逐出租界。

6月17日，《广州晨报》主办人夏重民因经常批评据有广东的陈炯明及其部下而遭逮捕，叶举下令将夏毒打后捆绑沉入珠江淹毙，报社被捣毁封禁。

7月初，上海《时事新报》发表《杭州观潮日记》一文，语涉浙江军阀卢永祥，卢电令扣留报纸。

8月9日，陈独秀再次在上海法租界被捕，住所遭查抄。京、沪各报迅速报道了这一消息，刊出各界营救通电。8月15日，《晨报》发表少年中国学会、马克斯主义研究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等十团体发出的《为陈独秀被捕敬告国人》宣言。18日，&ldo;陈独秀罚洋四百元充公&rdo;后获释，被抄去的《新青年》等&ldo;禁书及底稿等物&rdo;&ldo;一并销毁&rdo;。因为陈独秀手头拮据，9月24日，包括胡适、蔡元培等在内的14人联名在《晨报》发出《为陈独秀君募集讼费启事》，向社会各界发出呼吁。

8月，复刊不久的《四川学生潮》被成都卫戍司令部以&ldo;着述思想过新&rdo;、&ldo;诚恐影响治安&rdo;为由查禁。

9月13日在上海创刊的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多次遭租界和军阀当局的没收、查禁，只能辗转各地或秘密、或公开发行，发行量有限。

秋天，租界当局查封了曾出版过《共产党宣言》的中共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

12月1日，高举&ldo;拥护正义，主持公道&rdo;旗帜的《晨报》，迎来四周年纪念日，蒋梦麟、余上沅等纷纷撰文祝贺。

1923年：&ldo;我是不跑的&rdo;

当北洋政府通过&ldo;取缔新思想&rdo;议案时，胡适正在住院，外间却盛传他逃走了。为此他在1月7日的《努力周报》发表《&ldo;胡适先生到底怎样？&rdo;》的短文，直言：

我是不跑的。生平不知趋附时髦；生平也不知躲避危险。封报馆，坐监狱，在负责任的舆论家的眼里，算不得危险。然而&ldo;跑&rdo;尤其是&ldo;跑&rdo;到租界里去唱高调：那是耻辱！那是我决不干的！《努力周报》影印本，岳麓书社1999年版。

10月9日，他在给高一涵、陶孟和的信中说：

我想，我们今后的事业，在于扩充《努力》，使他直接《新青年》三年前未竟的使命，再下二十年不绝的努力，在思想文艺上给中国政治建筑一个可靠的基础。《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页217。

然而当他&ldo;一觉醒来&rdo;，肥头大耳的曹锟已当选为&ldo;大总统&rdo;。《努力周报》在出版了75期之后终于停刊。10月15日，他写下《一年半的回顾》一文，&ldo;今日反动的政治已到了登峰造极的地位，拜金的国会议员已把曹锟捧进新华门了。……我们在这个时候，决意把《努力》暂时停刊。但我们并不悲观。&rdo;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三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页398。《努力周报》的落幕成为1923年挥之不去的一个阴影。此后的一年，胡适和同伴们一直在为《努力周报》复刊而努力，但最终没有成功。

新闻史家方汉奇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记载，1923年1月24日，北京《晨报》曾刊出一则北洋政府给各省的咨文：

查袁氏时代筹备帝制，恐人非议，先后颁布报纸条例及出版法，使不敢为反对之论调。现在报纸条例，虽已废止，而出版法依然存在，殊属非是。若出版物宣传之主张未合，自有社会评判，无庸国家干涉。且出版物关于败坏他人名誉，及社会风化，泄漏机密等，各项刑律均有明白规定，亦无须再有出版法之二重限制。现由本部准将出版法律废止。转引自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上册，页968‐969。

我未能查阅这一年的《晨报》，不知可靠与否。据北洋政府档案，《出版法》是两年后才废止的。

无论如何，这一年从北京到全国各地，对言论的控制和迫害并未有丝毫减弱，新闻界、文化界也在为言论自由而继续努力。

2月2日，因一则触怒国务院秘书长吕均的消息，北京亚洲通讯社社长林超然以侮辱罪被捕，引起舆论公愤。5日，众议员钱崇恺等提出《质问政府违法逮捕新闻记者书》，限政府3天内明确答复。6日，50多家通讯社代表到国务院质问总理张绍曾：（一）以国务院函令警察厅捕人，系根据何项法律？（二）如何能担保今后不再发生这种违反行为？张置之不理，再度激起各界公愤，外国驻京记者也开会讨论声援办法。8日，北京学生联合会通电国务院，声援林超然被非法逮捕案。

7月26日，北京警察厅查封京津晚报社、民治通讯社，《京津晚报》编辑曾青云、发行人吴凤鸣、民治通讯社社长刘子任等被拘押。北京报界纷起营救，终于在当月30日保释。8月1日，上海新闻界戈公振、叶楚伧、邵力子、张季鸾等20多人联名致电京津和全国各报馆、通讯社，呼吁保障人权，维护舆论。两个半月后（10月11日），民治通讯社复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