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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第1页）

科举制只能维持有限度的社会阶层流通

汉高祖刘邦出身寒微，对底层社会相当了解，追随他一起建立汉帝国的功臣集团，也多是寒门人士。因此，在汉朝早期，底层人士上升的渠道是比较畅通的，一个县衙门的小吏成为太守甚至朝廷大员，亦属正常。汉代的选官制度主要肇始于高祖，完善于武帝的&ldo;察举制&rdo;，&ldo;征召&rdo;、&ldo;公府辟除&rdo;、&ldo;试吏&rdo;、&ldo;赀选（纳捐）&rdo;、&ldo;太学擢选&rdo;为补充。&ldo;察举制&rdo;的基本程序是：首先由皇帝下诏，确定举荐科目；然后由&ldo;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rdo;等高级官员按照旨意举荐人才；最后被举荐者到京师参加策试，根据考试成绩授予官职。

应当说，这项制度通过推荐和考试结合，选拔德才兼备的士人进入国家的管理层，比起根据血统的世袭制度，以及秦朝单纯论军功，是一种进步，更适合统治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帝国的需要。&ldo;察举制&rdo;实施初期，确实收到了不错的效果。但一项制度，如果没能及时革新，时间一长就会弊端丛生。当年参与打江山的平民子弟，当了官后，通过手里掌握的资源维护家族利益，于是当初的&ldo;贫下中农&rdo;变成了豪门世族，彼此盘根错节，声气相通，结成了稳固的、排斥寒门俊秀的利益集团。&ldo;察举制&rdo;到了后来，成了一种官府的职位特别是高级职位由豪族把持的游戏。因为高官推荐是第一道门槛，寒门子弟哪怕才华出众、德行服众，也常常被&ldo;潜规则&rdo;搞掉，进入不了推荐名单；而豪族相互包庇，形成利益同盟，出现了&ldo;举孝廉，父别居。举秀才，不知书&rdo;的腐败，和&ldo;察举制&rdo;设计的初衷背道而驰。东汉末年至隋朝统一中国的三百多年间，中国一直没有建立一个较为公平、公开、稳定的人才选拔制度，底层精英的上升通道狭窄，只有通过战争这种极端方式才能实现社会阶层的重新洗牌，屌丝也只有在社会急剧变动中才有出头的机会。这三百多年，中国也陷入了长期的分裂和战乱之中。

在隋朝正式确立的科举制，成为了此后一千四百年中国各个时期朝廷选拔人才进入官员体系的最重要的制度。科举制因为标准比较刚性‐‐几乎完全凭考试；具有开放性‐‐不论出身（极少数&ldo;贱业&rdo;除外）的子弟都可以参加，其公平性得到中外的史家肯定。尽管到后来出现了诸多弊端，但在一个国土辽阔、人口众多的农业帝国里，这是最不坏的一种选拔制度。必须承认，这也只能是适应古代中国那种农业帝国的选拔制度，其对维持社会阶层流动、防止过于板结化是有限度和低水平的。

后人津津乐道于隋唐以后，寒门子弟&ldo;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rdo;。一个人只要中进士，社会地位立刻发生质的变化，从生长在偏僻乡村的农家子变为朝廷命官。理论上是这样的。从隋朝开科取士，到一九〇五年清朝废除科举，历朝都有寒门子弟科举及第，尔后成为名臣的佳话。不过，多数进士，乃至举人、秀才，家境也相对殷实‐‐即使苦读亦需要基本的条件。如晚清重臣曾国藩算是山窝窝里飞出的金凤凰，曾家虽非大富，但在湖南乡下，总算是一个解决温饱并有余力供子弟读书的小地主家庭。进士、举人在人口中的比例很小，以清代为例，近三百年会试一共一百一十二科，录取了两万余名进士，每科取士约二百名左右。而到道光年间，整个国家的人口已经达到四亿多。举人录取比例也很低，像湖南、湖北这样的人口大省，每次乡试（按规定是三年一次，其间加有恩科）录取的举人也就五十名左右。可见，能够通过科考改变命运，进入上层社会的平民子弟真是凤毛麟角。

多数农家子弟，不要说进学为秀才，再去考举人、进士，就连接受最基本的教育的机会都没有。&ldo;农之子恒为农&rdo;是绝大多数乡村青年的命运，他们多数人不得不承袭父祖职业。如果能够通过勤劳和精明做点小生意，买些田土，改变家族在乡村的地位，使儿女生活能够温饱，则已经算是非常幸运的了。

平民子弟通过科举进入上层社会虽然艰难，但这个制度毕竟相对公平，为农业帝国带来了超稳定性。后人观察帝制时代中国社会，社会板结化程度似乎不高。这不是历史的真相。正因为农业社会的生产力相对落后，人员、资本、商品、信息交流不畅，多数人受教育的机会少，也由于长期以来中国社会是底层基数极大的金字塔形，能进入到上层社会‐‐在中国就是当官‐‐的人是极少数，这极少数人对多数人并不构成心理上的冲击，多数人对自己的处境&ldo;能心安焉&rdo;。

为何底层生存优于任何时期却不令人满意

纵观周朝封建制建立以来三千年的大历史，或者考察一九四九年中国共产党在大陆建政六十五年的历史，我以为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一九七八年中国改革开放后这三十多年，是历史上最为公平的时期，普通人上升的渠道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要畅通。可是，对于很多来说，感觉不是如此，而是觉得社会严重不公，社会呈现了高度板结化，底层人上升孔道堵塞得非常厉害。

应该说，这种判断也是比较真实的，那何以有这种反差？道理其实很简单，时势异也。当一个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加快，从农业社会过渡到工商社会，大众普遍接受义务教育并能掌握获取信息的渠道，从而权利意识增强，诉求和主张得到强化，这是现代社会的必然。中国几千年农业社会里长期逆来顺受、甘于沦为底层的普罗大众特别是底层青年对公平、公正、民主与法治的要求远远超过其前辈，&ldo;社会不公平&rdo;和&ldo;底层青年上行遇阻&rdo;才成为多数人关注的社会问题。而在帝制时代，如前文所述，统治者只要保障农村极少数的人‐‐那些有机会接受教育的精英有上升的通道就够了，这些人成为官员或者是乡绅后反过来帮助朝廷维护社会秩序。帝制时代朝廷对九成以上沉默的大多数，只要不太严酷，社会就稳定了。所以中国宋代以后，几次大规模的起义的领导人多是被边缘化的底层精英。如明末的李自成是下岗的公务员，清代的洪秀全是科场屡次落第的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