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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4章（第1页）

●11月19日

今天反思了上星期遇到的挫折，我想自己应该意识到，一如先前在国务院内设立专门部门，以期为外交政策的制定带来规范性和预见性的尝试一样，三年前投入运作的政策规划室无法摆脱失败的命运。除去个人的能力不谈，导致这种后果的原因主要在于，根本不应该允许将计划职能置于国务院的掌控范围之外。制定政策是国务院的核心工作，没有一项政策能够脱离领导层的掌控而成功落地。除了国务卿，没有人能够在思想上严格地掌控这个机构。他可以随心所欲地从机构之外吸取独立的意见，也可以从&ldo;特别助理&rdo;&ldo;指导顾问&rdo;或者其他顾问那里获取口头建议，但是，当这些意见成为一种正式的职业成果被记录下来，起到行动指南的作用时，执行机构‐‐地区性的机构和功能性的机构‐‐就不应当受到指挥系统之外的任何干扰。他们强调在政策决断时需要有效的声音；如果某个机构无法让自己的声音获得认可，那它就要谨守自己的权利，将呈交国务卿的建议削减到已经失去意义的程度，但是至少不会与其观点相背离……唯一有效的解决途径是，国务卿通过讨论概括出一项政策的基本理论背景，而后切实建立起一种教育机构，通过这个机构的努力，让这种制度循序渐进、持久稳固地植根于上上下下所有工作人员的脑海当中。

●11月20日

如果法国不愿意……向着实现德国在欧洲地位正常化的方向迈进，如果除了德国再没有其他国家能够领导西欧走向联盟，如果谁都不知道该怎么做的话，那么一切设想都是不成熟的，也是不可能实现的，这对大陆国家而言是非常不幸的，因为那意味着他们没有机会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欧洲大陆终将被德国或者苏联或者双方联合控制，也意味着美国必须拿出一项周备的政策，针对这种糟糕的现实预先做出调整。换句话说，我愿意提醒欧洲大陆国家注意一个现实，那就是我们要求他们去做的事，他们因缺少决心和理解而不去照做，同时又找不到更令人满意的出路。他们承认自己无能为力，这不是我们乐意接受和坦然处之的，而是局势残酷和不容乐观的佐证，相比我们，这对他们更加不利。

●11月21日

今天下午国务院宣布，已经联络了其他三十个国家，据推测这些国家有领事或外交官驻扎在中国。国务院请求他们向中国共产党当局提出斡旋请求，要求释放我们驻沈阳的领事安格斯&iddot;沃德。[33]我之前对国务院要发布这条公告毫不知情，所以面对随之而来的电话和询问，我有些手忙脚乱。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教导我们不要做什么的绝佳例子。中国共产党对我们无须承担任何义务，是我们明知中国共产党已经夺取了政权，还要把领事派到那里去的，这本身是我们的错。这是我们与他们之间直接的双边问题。如果我们准备在言谈举止上表现得像一个大国，就应该把这看成双边问题，而不应该将自己置于一个可笑的境地，向那些小国开口求助。我经常感叹于我的同事们竟然如此顽固不化，对于本来就应该由我们独自承担的责任，他们也总是认为只要单独行动就是离经叛道，总要找上几个伙伴来陪陪瑟瑟发抖的自己，然后假装我们只是人群中的一分子，认为这样做才算品行高尚，才为人称道。

晚饭时不得不听了些尖锐的批评，批判我们对台湾的政策，认为我们应该将台湾岛夺过来置于自己的羽翼之下，还指责说如果当时咨询了军方，特别是海军的意见，那么国务院永远不可能出台如此怯懦的政策。几个月前我就已经提出我们要不畏艰险迎难而上，承担起对台湾岛的责任，所以此时要为我们的失败辩解，对我来说并非易事。不过，更难的是阻止我指出真相，即实际上我们无法这么做主要是因为国防部门不愿意去承担随之而来的军事责任。

●11月22日

进一步反思了自己在目前的职位上感到挫败的缘由，我意识到问题的根源在于一个事实，那就是我认为指导我们外交行为的理念没有得到国务院其他高级官员的认同。不管怎样，国务卿在执行一项对外政策时，实际上都要依赖这些官员。即使国务卿同意我的观点，他也很难再找到其他跟我观点一致的人；由于缺少这样的人，他就必须指派一些理念和我截然不同的人来负责执行。结果是实际的执行不可能做到协调一致，也不可能完全符合我的目标和方向，除非在执行所有政策时都有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做支撑，所有相关人员，包括我们这里的、我们在纽约的代表团、我们的占领区、我们的驻外办公室负责执行的人，都严格彻底地遵循这种理论，这样他们才能一致认识到我们究竟要做什么。由于政府缺少一种制度来落实这种理论，目前我们也只能尽力直接面向公众，尤其是面向大学生加强教育。这一切都促使我产生了一种想法，如果我情愿为自己的信念鼓起勇气，为完成这项事业做一些有益的工作，我敢肯定这样的工作不在目前的岗位上，而是在外面。

1950年

1950年，凯南对拉丁美洲做了一次实地考察。他发现自己很难喜欢上那里的人、那里的文化和土地。也是这一年，他开始从国务院顾问向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学者转型。即便如此，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时，凯南在杜鲁门政府对事件做出回应的过程中仍然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