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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1章（第1页）

中国与土耳其都是后进的现代化国家；

中国与土耳其都是历史悠久的文化大国；

两国在近代都采取了激进西化措施。

土耳其民族作为一个文化大国的历史应该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土耳其的这块沃土，一直是各不同文明的争夺交错之地。从公元前2000年起，亚述人／希腊人／罗马人／拜占庭人就在这里各逞其能，此衰彼长；二是自8世纪起渐渐从中亚迁徙而来的土耳其语种的民族开始在此扎根，进而于1453年攻占君士坦丁堡，将这个绵延千年的横跨欧亚的基督教帝国永远送入了历史。土耳其人建立起来的奥斯曼帝国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因为历史的惰性，不事改革而衰败。这一历史命运，同中国异曲同工。奥斯曼帝国的垮台，与其说是来自外部的攻击，不如说是本身的枯萎。

土耳其近代的历程，是同国父基马尔的业绩分不开的。基马尔于1923年创立土耳其共和国，按照法国模式建立现代世俗政权，制定宪法，实行严格的政教分立，解散宗教团体，禁止穿戴伊斯兰标志的头巾长袍，取缔一夫多妻制，废除阿拉伯字母，改用拉丁字母，等等。毋庸置疑，土耳其建立世俗政权的路是充满了血与火的，基马尔铁腕治国，以一党独裁和镇压为西化铺路，既为土耳其打下了现代化的基础，也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

土耳其与中国

对我来说，土耳其同中国的相似点提供了一个比较的基础，二者间的不同点才是我真正感兴趣的话题。当今的土耳其是奥斯曼帝国的直接传人，奥斯曼帝国的衰败与其说是由于近代的落伍，不如说应归咎于其过度的扩张。横跨欧亚非的日不落帝国、僵死愚顽的官僚体制、不思进取的末世苏丹等，使得奥斯曼帝国注定不能逃脱近代之劫。但是，土耳其民族天生不缺开放心态。土耳其是唯一一个横跨欧亚两洲的中型国家，其貌似一个大陆国家，其实乃是一个半岛，在亚洲，除了岛国以外，我不知道还有否海岸线如此长的国家。它三面环海，又处于古往今来的文明交会地带。基马尔之所以能够实行如此强硬的西化政策，乃是因为他年轻时就接受了法国政治文化，崇拜启蒙大师卢梭、孟德斯鸠。

基马尔的铁腕虽然遇到过抵制，但并没有激起持续的历史反弹。从1946年起，土耳其开放党禁至今，左右冲撞，军人干政，几经波折反复，但基马尔所留下的现代世俗原则却从未动摇。1950年土耳其第一次民主选举，反对党民主党获胜，基马尔党人下野，权力和平移交。这大概是为什么我们碰上的土耳其人都说，我们都热爱基马尔的解释。基马尔于1938年逝世，他1934年获得土耳其之父（ataturk）的称号，现今不仅其塑像随处可见，且人皆称其为土耳其之父，似乎他的真实姓名已被遗忘。同中国近代的革命反复、左右折腾比较起来，土耳其人保住了基马尔留下的现代基业之遗产，比我们少走了弯路。

不过，基马尔主义是于战火中出生的，其血液中潜伏着暴力的基因。这是为什么直到目前，土耳其民主体制仍然难脱军队监控的名声的原因。1960年、1980年军队两次政变，1997年军队再次干预政权，迫使伊斯兰激进力量退出联合政府。军队自称是基马尔主义的捍卫者，不允许任何宗教势力卷入世俗政权。从一般意义上讲，民主政权不仅应该是世俗的，军队也应服从文官政府，这也是目前欧盟要求土耳其加入欧盟必须满足的一个条件。然而，土耳其是一个后进国家，尤其是一个受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威胁的国家，军队坚持世俗原则，也许是防范社会重新伊斯兰化的最后一道防火墙？处于欧亚之间、东西之间、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土耳其人的文化认同问题较中华民族尤烈。近年来，土耳其大踏步向现代社会迈进，加快了融入欧洲的步伐，各社会阶层尤其是中下层普遍感到文化与精神撕裂，伊斯兰激进势力于是乘虚而入。1996年伊斯兰激进势力取得大选胜利被军队逼下台后，去年提前大选上台的则是温和伊斯兰势力，证实了伊斯兰力量坚忍而持续的回升。在一个名叫古吉尔的小镇，一位法语十分流利的餐馆老板告诉我们：土耳其军队已十分腐败，国家预算有一半被军队占用。不过，抵抗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没有军队也不行。

欧洲的光明

然而值得提出的问题是：土耳其这种激进西化如果也是一种现代化道路的话，那么，目前这一道路有否通入阿尔及利亚陷阱之忧？阿国1991年底大选第一轮投票，激进的原教旨主义组织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救世阵线获得多数票，旋即被阿尔及利亚军事当局镇压。军队镇压与原教旨主义暴力恶性循环，阿尔及利亚至今未能走出这一历史怪圈。不过，土耳其受惠于来自欧洲的光明。没有欧洲市场，土耳其经济将无法振兴，没有加入欧盟的前景，土耳其将快速投向激进伊斯兰的怀抱。如今的温和伊斯兰政府，全力争取加入欧盟，给人带来希望，然而，假如欧盟拒人于门外呢？以土耳其的人权状况、库尔德民族问题、军队干政等为由（这些都是正当的理由），欧盟最终难以接受土耳其也不是不可能的。我陷入了深深的忧虑。没想到，土耳其一行之后，我却不得不在心中默默地为土耳其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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