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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6章（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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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中普及的程度都像中国的歌曲《歌唱祖国》。这支歌的第一段是这样的：&ldo;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她有无数的森林、田园和河流。我们从没有见过别的国家，人们可以这样自由地呼吸。&rdo;（29）在场的大部分人，保安人员以及旁听的公众都跳了起来，不知所措。怎么能允许一个即将被宣判死刑的反革命罪犯唱革命歌曲呢？罪大恶极的反动透顶的人又怎么能情不自禁地唱起歌颂祖国、人民和社会主义的歌曲呢？可是，罗森戈尔茨无法把歌词唱完，他唱不下去了，他已泣不成声，跌坐在长凳上。罗森戈尔茨的血泪歌声肯定激起了在场不少人的共鸣和悲愤。那些被选派来的听众们不可能都是当局的奴隶和应声虫，不可能都把一些人的私利和权欲看得重于革命和人民的利益。当然，这种感情的自然迸发是得不到视个人和小集团至高无上的人的任何同情的，而只能引起他们更大的厌恶。因为，罪犯的经历、功勋和威信只能说明他背叛的程度。后来，斯大林在向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总结报告中提到反革命阴谋集团时，特别加重了罗森戈尔茨的作用和地位，把他的名字排在布哈林和李可夫之前，把他作为右派‐托洛茨基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首要人物。（30）雅哥达作最后陈述时声音细弱而沮丧。他这样的一个人，居然也没有忘记谈到他的革命经历。他说他从14岁起就参加了党的工作。他当然没有忘记表白他在内务部工作期间的&ldo;功绩&rdo;。可是，无论哪一种类型的听众，无论是审判的组织者，还是被告和大厅中的一般听众，对他的所谓功绩的评价却非常地一致，即他的&ldo;功绩&rdo;，他作为内务部的首脑时的&ldo;功绩&rdo;是阴谋活动。不过，他有一点是说得对的，即他坚决否认自己是外国间谍。他说，假如他是间谍的话，那么几十个国家的情报机构就会关闭。实际上，内务部和法庭也没有拿出证明他是间谍的事实来，在这一点上，他是被冤枉的。他的最后陈述如同他的供词一样，给人的明显的印象是真假混杂、似是而非和藏头露尾。他承认了要他承认的许多重大罪行。但他否认自己属于&ldo;阴谋集团&rdo;的中央控制小组，也否认了参与组织谋杀基洛夫的活动。这个往日的大清洗的主谋者之一，双手已经沾满革命家鲜血的家伙，当然是当时被告中的最大的知情人。他明白事情的原委，明白审判组织者和&ldo;反革命阴谋集团&rdo;双方的企图。但是，他不能道明真情。他必须把自己的屠杀和迫害革命干部和群众的真正的罪犯面目掩盖起来，而去充当受他迫害的革命干部的同谋。因此，他不可能也不敢将基洛夫被谋杀的真相坦白出来，也不可能说清楚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皮达可夫和拉狄克等罪行的来龙去脉。他对&ldo;医药谋害&rdo;活动的供述也是似是而非，使古比雪夫、高尔基、明仁斯基和佩什科夫的死依然神秘莫测。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他扮演的角色决定的。这是一个可怜和可恶的角色，一个被抛弃的走狗的角色。他注定要被灭口，因为这是政治上的需要。当然，雅哥达不是一个糊涂人，他懂得，即使他被当作布哈林的同谋犯被处死，也不会在日后得到人民的同情。他的狠毒和他的奴性使他在最后的时刻，对着扩音器以颤抖的声音大声求饶：&ldo;斯大林同志，保卫机关的同志们，你们饶恕我吧！&rdo;（31）医生们、高尔基的秘书克留奇科夫、古比雪夫的秘书马克西莫夫‐季科夫斯基，在最后陈述中再次谈到了雅哥达对他们的威胁。这是被告们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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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认自己的&ldo;罪行&rdo;时一种开脱和减轻&ldo;罪行&rdo;的办法。高尔基、古比雪夫和明仁斯基之死到底是自然死亡呢还是被谋害的呢？假如是后者，那么到底是雅哥达通过医药手段和医生将他们谋害的呢，还是雅哥达通过别人或别的手段，抑或不是雅哥达而是别的人将他们谋害的，从莫斯科第三次公开审判的庭讯中，无法得出结论。有一点是清楚的，即苏联政府已对除雅哥达以外的所有其他人进行了平反。这说明，他们是无罪的。而需要弄清的问题是高尔基、古比雪夫和明仁斯基的死因和所牵涉到的人和事，雅哥达在其中的作用。在莫斯科第三次公开审判中，把&ldo;医药谋害案&rdo;的受害者的最亲近的秘书和最接近的医生作为罪犯，从审判组织者的角度看是非常合适的。这样做，可以增强案件的可信性，说明右派‐托洛茨基的狠毒，还可以消灭知情人，最后还可以起到为公开审判的合理性辩护的作用：反革命阴谋集团不只杀害了一个基洛夫，他们还杀害了人民所敬爱的高尔基、古比雪夫和明仁斯基！莱温由于疏忽，在最后陈述中谈到了自己对高尔基的极其崇敬的感情，被当场指责为是对高尔基的侮辱。普列特尼奥夫谈到了自己的医学活动。他说，他在受到侦讯的时候，仍在写自己的专著，对于什么集团的事情他根本一无所知。这些完全被治服的医生和秘书，仍利用最后的机会吐露了部分真情。比如，莱温的最终陈述实际上否定了对他的指控：&ldo;法官公民们！在我的最终陈述中，我想再次确认自己的罪行&ldo;不过，我对这一切感受特别沉重的时刻，仅仅是最近的时候，当我呆在监狱里，即审判开始前的一些日子里。那时，我才第一次得以知悉公诉书，第一次从这个公诉书中得知我从来不知道的，没有想过的，不可能设想到的，不可能想象到的事情。&ldo;我坐在被告席上，倾听着所有这些可怕的故事，这些由活生生的人在这里说出的故事，倾听着关于各种将军、小集团，关于托洛茨基、日本人、德国人、英国人、波兰人的故事，人们不断把秘密情报供给他们，把我国最富饶的州和加盟共和国出卖给他们，去换取某种未来的好处。我还倾听着关于往奶油中投放玻璃、毁掉牲畜、毁掉人民最最需要的食物，关于他们要挑起未来战争及要造成战争失败的耸人听闻的故事。我倾听着这一切令人恐惧的事情，感到所有这些就像是某种撒旦的魔舞&ldo;就我本人单独地说，是不可能出现那种奇怪的、荒诞不经的、可怕的念头，即给某位党和政府领导人造成某种最最轻微的损害的念头，我本人有幸认识这些领导人之中的大部分人。我的心中任何时候都不会产生给谁造成某种危害的如此奇怪、如此可怕的念头。这不仅是说阿历克谢&iddot;马克西莫维奇&iddot;高尔基之死，谁都知道，我热爱他，与他关系亲近，我对他评价很高，把他作为我国和全世界最伟大的作家之一。&rdo;乌尔里赫：可否注意在最终陈述中不要亵渎伟人。莱温：请原谅。（32）布拉诺夫在最后陈述中批评了自己的同伴。他说，他们直到现在还在欺骗党。从他的批评中可以看出这样一个事实，即许多被告被迫正式低头认罪，但却没有承认根本不存在的具体犯罪事实。而法庭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即在被告没有承认具体犯罪事实而公诉人又没有摆出具体犯罪事实的基础上，确认他们的罪行的。不难看出，究竟是谁在欺骗党。而如果说被告们在欺骗党的话，那么他们也是在被迫欺骗党，而审判的组织者们却是在自觉地欺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