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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6章（第1页）

的侵略，奉令出发的人员，站在将台上，与一班未曾出发的同学告别。真是人中英雄，气壮山河。同学们景仰羡慕的心，与企望效死致胜的心，都同时

表现出来！&rdo;1同时，国民党外交部次长陈介奉命在南京约见日本大使馆参事日高信六郎提出口头抗议，要求日本政府约束军人，不使事态扩大。外交部

长王宠惠也从庐山回到南京，向日本大使馆提出书面抗议：&ldo;日军此种行为显系实行预定挑衅之计划，尤极不法。&rdo;

卢沟桥事变后四五天，蒋介石从庐山致电桂林的李宗仁、白崇禧，声言中央已决心抗战，约李、白速赴庐山，共商大计。李宗仁接到电报后，即不

假深思，便急电蒋介石，表示&ldo;中央即已决心抗战，我辈誓当拥护到底，崇禧当即遵命首途，听候驱遣，我本人则暂留桂林，筹划全省动员事宜，一俟

稍有头绪，亦即兼程北上，共效驱驰。&rdo;1李宗仁当时认为蒋介石决心抗战是真心的，这是因为：第一，&ldo;日本侵略者现在正着着逼我，不只是蚕食而已，

而是实行其一举征服中国的政策。相信中枢已无忍让的余地。今日的局势只有两条路可循，不是抗战图存，便是投降亡国，中央和蒋先生纵有意拖延，

日本侵略者也未必容许&rdo;。第二，&ldo;如中央此次无心抗战，而欲采取投降一途，则不特全国军民不能同意，恐怕蒋先生的嫡系部队也将自动实行抗战&rdo;。

2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第二次谈话会上发表长篇演讲。他说：&ldo;中国正在外求和平，内求统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卢沟桥事变，不但我举国民众

悲愤不置，世界舆论，也都异常震惊。此事发展结果，不仅是中国的存亡问题，而将是世界人类祸福之所系。&rdo;接着，他又说明了四点。第一点，再一次阐明他在

1935年国民党五大上所说的外交方针：&ldo;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rdo;和1937年五届三中

国全会提出的&ldo;最后关头&rdo;的解释，他说：&ldo;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拚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和你中途

1黄绍竑：《五十回忆》（下册）第331页。

1《李宗仁回忆录》（下）第690页。

2《李宗仁回忆录》（下）第691页。

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于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rdo;在这里，蒋介石一再强调&ldo;我们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要有忠实估计&rdo;。而且由此

出发，解释了他在&ldo;过去数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系此理&rdo;。第二点，他认为卢沟桥事变不是&ldo;偶然突发&rdo;的，而是日本&ldo;处心积虑的谋

我之亟&rdo;，所以必须反击。他说：&ldo;我们的东四省失陷，已有六年之久，继之以塘沽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

迫强治，那么我们五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就将成为昔日

的东北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

界。&rdo;第三点，他表明了抗战的态度是：

&ldo;就是应战而不是求战。&rdo;这里所说的&ldo;应战&rdo;是意指中国是被迫抵抗的，是正义战争。他说：&ldo;因为我们是弱国，又因为拥护和平是我们的国策，

所以不可求战。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民先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时，我们不

能不应战。至战端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候便只有拼民族的生

命，求我国最后的胜利。&rdo;第四点，他再一次表明&ldo;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rdo;。这个和平解决是

有四条最低限度的立场，即&ldo;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

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意要求撤抉。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rdo;他说：&ldo;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最低

限度，如果对方犹能设身处地，为东方民族作一远大打算，不想促成两国关系达于最后关头，不愿造成中日两国世代永远的仇恨，对于我们这最低限度

之立场，应该不至于漠视。&rdo;在这次演讲的最后，他说：&ldo;我们希望和平而不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rdo;又说：&ldo;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

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地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rdo;

8月中旬，蒋介石针对7月15日周恩来在庐山上交给他的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1，在南京同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等举行第五次谈判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