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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第1页）

陈月明听到这话，抬起头来，他说的是不太纯正的普通话，但比街上的人说得要好得多，看来这是他的教师腔，用来对他的学童们说话：

“我画的都是临摹品。商店卖出一幅，一百到两百不等。抽成百分之十给我。”

“什么？”柳璀几乎要惊叫起来。“每幅画才得十元二十元？”

月明却平平实实地回答说：“已经很不错了，颜料画具宣纸不是我的，工作室也不是我的，店铺开在景点游览区，也不是我的，和尚开光赐福，当然也不是我能做的事。”

“那么，”柳璀指着桌下那摊开在地上的画。“那边两幅卖多少？”

“噢，”月明仔细看看被柳璀摊平的画，好象这才记起是怎么一回事，想了一想才说，“那是画废了的，废纸。”他朝柳璀看，直视着她的眼睛。

柳璀来了还是第一次直接看到他的眼光，或许看山看多了，看人也这样凝重和冷漠，他动作很客气，但是从他那眼光，无法触到他的内心，仿佛有意与人隔开一条河似的。

“你说是废纸？”柳璀疑惑地问。这不对，而且不管怎么说，她喜欢这两幅画。“我买下，一幅两千元。”看到两人惊奇的表情，她加了一句话表示她的认真。“不过你得帮我裱一下，还要加上你的印鉴题签。”

“这些不能卖。”

柳璀以为自己听错了，但是他说得清清楚楚，“画废了，当然不能卖钱。”那声音硬朗，似乎有意顶撞。

柳璀脸一下子红了。她想辩解说，这些画就是值这个钱，她的确喜欢那两幅画，但她从月明的眼神中看出，这个小学教师头脑一清二楚，知道这个局面的由来。他一点不像他外表那么好说话，而瘫坐在竹椅里的陈阿姨一声未吭。

月明回过身去，对母亲说，“妈，你先回。今明两天我一定想办法找到钱，给你送去。”

1951年

柳璀的记忆中，母亲从没有提过陈阿姨的孩子，甚至在她们前一天晚上的长谈里，也没有提过。母亲只提过她和陈阿姨当时是良县人人都知道的两个“大肚子女干部”，两个怀孕却坚持工作的女人。

那天晚上在颐和园后街，那套布置讲究舒适洁净的房里，生平第一次，母亲给柳璀讲了这整个事，五十年代初在良县发生的事，关于她出生时的故事。

那是1951年，到现在才告诉她，的确不应该。母亲说。她一直在想什么时候应该让柳璀知道，不过柳璀一直忙忙碌碌。房间里的蜡烛已经燃了一小半，母亲有习惯，即使是一人吃晚饭，也点蜡烛，可寻些家的温馨感觉来。柳璀看得出来，母亲其实是给自己找适当时间而已，这个人藏得住话，有必要，可以藏一辈子。

“柳专员，我的丈夫。”

柳璀还记得母亲的声调平和低沉。现在当柳璀重新回忆起那一晚时，她觉得父亲在她心里的形象，并没有因为这段故事而发生变化。

好了，她的父亲，那个在四十多年前叫柳专员的人，以前是解放军某部的团政委。解放四川时，他参加革命已有十多年。

柳璀从小就知道，父亲原是学生投军，虽是农家子，家里也算富裕。母亲是苏南人，江南的富户就与北方大不相同了，1949年底随解放军进入重庆工作，他们在重庆结婚。

父亲家里有元配妻子，不过那时进城的干部另娶新参加革命的女学生，是常见的事。柳璀知道母亲是“革命夫人”，这事情她只觉得有趣而已。

母亲只说了在良县的事。那是1951年春，父亲被派往川江北岸一带，任良县地区专员，几个县的地方都是深山河谷，清剿难治理更不易。地方要职几乎全由北方军人担任，父亲把他的部队里一些干部，包括陈营长都带去。陈营长还娶了个当地媳妇，表达坚持南下革命的决心。

父亲一直不让母亲去良县，说那里太不安全，有土匪。母亲当时已经怀孕，留在重庆，很想念丈夫，而且新中国在革命高潮中，她想在实际工作中得到锻炼，愿意离开大城市去良县吃苦。丈夫当然很高兴，虽然他为未出生的孩子着想，妻子应该呆在重庆大城市生活方便，又有外国修女开的不错的妇产科医院。

良县是江航重要码头，不管是下航上航，水手都喜欢在这里过夜。良县以下的三峡航程急流险滩，暗礁太多，夜航太危险。安然上溯到此地的船，都喜欢在良县松一口气，第二天再航到重庆卸货装货。这里的妓院与仓库码头一样，是整个航运业的必要部分。每天一擦黑，从码头跳板上下的水手，就拥向酒店，以及与酒店挤在一条街上，甚至上下楼的妓院。

1951年四川土匪基本上已经被部队剿灭，地方人民政府巩固政权，以迎接社会主义改造的一环：清除旧社会的污泥浊水。

父亲要处理的主要任务就是镇反，消灭潜伏的国民党残渣余孽和一切反革命。母亲说她到良县接上组织关系，就分配到妇联，心里非常高兴，因为当时妇联不像后来的日子，不是养人的地方，是吃紧的工作机关。

专区妇联正急着要干部，因为正在教育妓女的节骨眼上。专员夫人怀孕参加工作，使妇联工作人员士气更高，大家尊敬她有知识，懂政策。

母亲到妇联后，心情一直都不错，因为陈阿姨也在那里，她是父亲老部下陈营长的妻子。陈营长是个从东北一直打到四川的老战士，冀北农村进入东北的老八路基干，粗人识字不多，但久经沙场，遇事沉着。从四平败退撤下来时，多亏了这样的下级军官，才保住部队不至于溃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