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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章（第1页）

她被叫进去了。她说，她不是“走资派子弟”。

那个以前是部下的姑娘，绕过桌子跑到她跟前，关切地说，“你是真的还是假的不知道？你爸爸已经关进牛棚，好长时间了。两天前他被抓起来，宣布是省委牛鬼蛇神，省委大院里有不少打倒你父亲的标语。”

她说，她一直未回去过，真不知道。

那个女孩说，“去看看吧，去看看，仔细划清界线，不要犯政治错误。”她也是干部子弟，态度还是挺同情的。“不过，今天是省委的批斗会，你爸爸可能会在台上。你今天不去也好。”

那天下午她好不容易忍住了不去看父亲。那个下午，她心情如油锅里一样翻滚，她一个人在护城河堤没有目的地走，一边走一边哭。泪水也许就是在那个时候哭干的，以后她一辈子很少有痛哭的时候。全城都是传单，包括她满手油墨印的传单，连护城河里也飘散着传单，不过那些匆匆走过的人没注意她。

她也是参加过批斗人的，但“保守派”红卫兵一般都是批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些教授专家什么的，女红卫兵就要对教授夫人动手，抓住她们陪斗，她也一样对这些“资产阶级”女人推推搡搡，虽然她从来没有打过人，她不记得打过任何人。

她完全能想象父亲在台上的样子：头发剃掉一半，脖子上垂着沉甸甸的木块，上面墨汁淋淋地写着他的名字，胡乱涂了点红杠子，前面加了各种最难忍受的形容词。被造反派红卫兵双臂反剪，坐喷气式飞机，她完全可以想象这一切，她并没有觉得痛苦，却感到十分羞辱。

她早就知道，省委一批批下台的干部，有不少人恨父亲，说他靠装傻，才成为“不倒翁”，掌着大权。父亲的“不卷入”，最后成为被人往死里整的最重要原因。

那天直到夜里，她才偷偷回去，她想至少可以见到母亲。但是家里被贴了封条。她走到院子另一侧，找老警卫员。那个警卫员算是参加了省委造反组织。见到敲门的是她，警卫员马上用手指嘘了一下，让她别作声。

警卫员帮她小心翼翼打开门，揭开掉落一半的封条，准备之后封上。

昏黄的灯下，家里什么都没有了，大部分“政治上错误”的书撕烂撒了一地，尤其是父母心爱的线装书，无一幸免，瓷器统统砸烂在地上。家具被毁坏了，连她自己的房间也不剩下一件完整的东西。警卫员说，他的房间没有被抄，因此家里一些日用品暂放在他那里。

柳璀问父母在哪里。警卫员也不知道，他只能做到自保。但是他告诉柳璀，她的母亲也被造反派抓走了，但是父亲偷偷留了一张条子。

父亲的信里说，让柳璀看到信后，就赶快离开成都，到北京去找他的老上司李伯伯，李伯伯依然在部队里，情况会好得多。警卫员拿出两百元，说是父亲留给她的。

她捧住钱和信，鼻子一酸，差点哭起来，但还是毅然转身走了。

她从此再没有回过家，哪怕得到父亲自杀的消息，李伯伯也不让她回成都。母亲却被送去几百里外省委的干校劳动，她也没有让女儿回到成都。那个时候，柳璀已经成为李伯伯的“养女”，去内蒙古草原军垦农场，等于半个军人，后来就直接到了部队里。参军是干部子女当时首选的道路，她从心里感激父亲弃绝人寰前，给了她一条幸运之途。

后来，省里整父亲的那一派垮了台，父亲的问题得到“平反”，母亲也恢复了工作，由于父亲已经“没有问题”，那年柳璀也进了大学。柳璀的记忆中，从没好好和母亲一起生活过。母亲很晚才想办法调到了北京。

她们真正全家重新“团聚”，是在新省委给父亲正式举行追悼会。共有一千人参加，李伯伯一家也专程去了。但就是那个时候，她还是不敢细问父亲究竟遇到了什么政治问题，竟然走投无路到如此地步。

父亲终其一生，不过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哪怕在文革前，也是谨言慎行，小心翼翼，从来没有火气。有机会与女儿谈话，也只是反反复复教导她“听话”。听谁的话？柳璀当然清楚。

父亲怎么会是陈阿姨说的那样的人？

不过，她没有理由怀疑陈阿姨会对她说谎：没有任何动机可言――一切都已经随风消失，该忘记的早就被忘记，这一代男人都走进坟墓，寡妇都在坟墓边上等待，有什么必要重新编织那么复杂可怕的一个故事？

她想起母亲再三要她到良县来见这个陈阿姨，几十年不想往来的人，难道母亲对事实真相，对陈家的苦难，肯定有点感觉，却不敢自己面对，让她这个作女儿的来承受过去的重担？

这时候柳璀想起她今晚来陈阿姨家的直接目的，觉得十分尴尬：这个时候拿钱出来，算什么呢？赎什么旧帐，示什么恩惠？她不愿意听陈阿姨说，“把钱收起来吧。你陈阿姨饿死，也不会到你们门前讨口米汤喝的。”当然，陈阿姨至今没有说过这么刻薄的话，对几十年受的苦，她尽可能轻描淡说，除了怨自己的命不好。

不过，又有什么理由不拿出来。这不在于谁家欠谁家的，没有谁家该还情的意思。这是她本人的，与上一代人没有关系。

可是她怎么样也说不出口，她离开时，还是带着那个公文皮包。

与丈夫在一起

柳璀一闭上眼睛，就看见一群少年在打一个四五十岁的男人，把他按在墙上，拳打脚踢。那人倒在地上，不停地求饶。他们还是用脚对着他的脸猛踢，沾着血，沾着肉块，骨头咔嚓断的声音，最后地上是一个大血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