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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2章（第1页）

“你叫什么名字？”那中年人问。

“爱新觉罗·溥仪。”

他问了年龄、籍贯和性别。那个青年的笔尖，随着我们的谈话“嚓、嚓”地在纸上动着。

“你写的坦白材料我们看了，”那中年人说，“想听你当面谈谈。你可以抽烟。”

就这样开始了。中年的检察员从我幼时问起，问到我被捕。我都说完了，他对我点点头，样子好像还满意。

“好吧，就谈到这里。以后赵讯问员可能有问题问你。”

总之，这种讯问的气氛是颇出乎意料的。我心里少了一个问题。

第二次讯问，当我发现屋里只有赵讯问员一个人的时候，不禁有点失望。我坐在这位讯问员面前，注视着他的年轻的面庞，心中不住地想：他行吗？他弄得清楚吗？他能明白我说的话是真的？他正当血气方刚之年，有没有脾气？如果别人瞎检举我，他信谁的？……

“有个问题要问你一下，”他打断了我的思路，问起我在伪满时颁布敕令和诏书的手续问题。我照着事实做了回答。在谈到一项敕令时，他问我在颁布前几天看到的，我想不起来了。

“大概是一两天前，也许，三天，不，四天吧？”

“不用立刻回答，”他说，“你想想，几时想起几时说。现在谈另一个问题……”

在这另一个问题上，我又记不起来，僵在那里了。我心里不免暗暗着急：“我又想不起来啦，好像我不肯说似的，他该火了吧？”但是他并没发火，还是那句话：“这且放一边，你想起来再说。”

后来，我终于对这个年轻人完全服了。

已不记得那是第几次讯问了。他拿出一份我写的检举材料，放在我面前，问我：

“你写的这个检举材料上说，在日本战犯、前伪满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的策划下，日本侵略者在一年中掠去东北粮食一千六百万吨。这件事说的太不具体。是一年吗？是哪一年？一千六百万吨的数字怎么知道的？你再详细说说。”

我怎么能知道呢？这不过是我从同屋的两个伪大臣谈天中无意中听来的，我自然不敢把这件事说出来，只有学一下苏东坡的“想当然耳”，说日寇对东北财富，无不尽力搜刮，粮食是产多少要多少。说到这里，讯问员拦住了我：

“东北年产粮食多少，你知道吗？”

我张口结舌，半晌说不出话来。

“你这条检举的根据是什么？”

我看是混不下去了，只好说出了这条马路情报的来源。

“那么，你相信不相信这个材料？”

“我，……没什么把握。”

“哦，连你自己也不信！”讯问员睁大了眼，“那么你为什么还要写？”

我正在呐呐然，不知说什么是好，他却把自来水笔的笔帽套好，收拾着桌上的纸张和书本——有厚厚的伪满的《年鉴》、《政府公报》，显然是不再需要我的答案。这次讯问是他用这句话结束的：

“无论对人对己，都要实事求是。”

我望着这个比我年龄小十几岁的人，没有话说。我从心底承认了他的话。因为我就害怕着别人给我编造和夸大呀。

我走出讯问室，心底蓦地冒出一个问题：“是不是每个讯问员都是像这小伙子似的认真呢？倘若有一个不是这样，而正巧收到了诬赖我的检举材料，那怎么办呢？”

这个问题很快就得到了答案。同屋的老元后来告诉我们一件同样的经历。他曾按估算写了日本从东北掠夺钢铁的数字，讯问员不相信，给他一支铅笔，叫他算一算生产这些钢铁需要多少矿石，东北各矿年产多少矿石……。“他带着东北资源档案哩！”老元最后这样说。

因此我也明白了为什么赵讯问员的桌子上放着那些《年鉴》、《公报》之类的材料。不过工作团为了查证每件材料，使用了几百名调查人员，花了一年多的时间，跑遍了各地城乡，翻遍了数以吨计的档案，这还是到了我在检察员的总结意见书上签字时才知道的。

我在年轻的讯问员那里碰了一个钉子，由于他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感到高兴，又因自己的愚蠢而担心他把我看做不老实的人。因此我赶紧写了一个自我检讨书给他送去。

“情形不像很严重。”交出了检讨书，我这样的想。

我的前半生--十　东北人民的灾难和仇恨

十　东北人民的灾难和仇恨

关于日本侵略者在东北造下的灾难，我过去从来没听人具体地谈过，也从来没有在这方面用过心。我多少知道一些东北人民的怨恨，但是我只想到那是东北人与日本人之间的事，与我无关。历史过去了十来年，到今天我才如梦初醒，才感觉到真正的严重性。

工作团的人员给我们专门讲过一次，关于日本侵略者在东北罪行的部分调查结果。我当时听了还有点疑惑。他列举了一些不完全的统计数字，例如惨案数字，某些惨案中的集体屠杀的数字，种植鸦片面积、吸鸦片的烟民及从鸦片贩卖中获得利润的数字，等等，都是骇人听闻的。那些屠杀、惨案的情节更是令人发指。我听的时候一面感到毛骨悚然，一面却在想：“果真是如此吗？如果是真的，我不知道，怎么我的弟弟、妹夫、侄子和随侍他们也没有人向我说过呢？”

一直到后来参加了日本战犯的学习大会，我才不再怀疑这些血淋淋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