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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纸密令战将云集顾问团（第1页）

“越南密战（..）”！

一纸密令，战将云集顾问团

一纸密令颁发，刚刚拂去了解放战争征尘的上百名师、团、营级军官迅即离开熟悉的岗位集合起来，向南方那个多少有些陌生的国度进发。

在几十年光阴闪过之后回首这段往事，几乎无人不说由于年深岁久，这段奇异经历埋藏得太深，使得记忆的探铲在启封它们的时候也不知不觉磨损得太多了。几乎是四十年后，当年的军事顾问赵瑞来对笔者说：“历史学家为什么要等历史走远了才来研究历史？1950年，我正在滇西南的大山里剿匪时，通信员送来副师长王砚泉的信。信上告诉我，已经确定让我去越南当军事顾问，并要我立即回军部报到。眼下四十年过去了，我只记得信里的一句话了，副师长说：‘……这是我们中国第一次向外国派军事顾问，希望你发挥在国内革命战争中取得的宝贵经验……’这封信我保存了三十多年，可是最后一次搬家，把这封信给烧了，烧成灰了。历史学家，你们来晚了。”

不过，在中国和越南的现代关系史上，这样牵动历史的事件毕竟是不可能磨灭的。让我们记录下几位当年的顾问团成员对久远往事的回忆吧。

张英（原中国赴越军事顾问团办公室主任，后任中国驻斐济大使、外交部领事司司长）：

我于1946年随广东东江纵队离开老家东莞撤到山东，编入后来的第3野战军。在山东，我们打胜了。苦战三年，终于一路打到了南京。进入南京以后，我在华东军政大学第3总队担任组织科科长。1950年4月下旬，总队首长梅嘉生、邓逸凡先我一步调离。邓逸凡走后由原政治部主任李文一担任政委。谁知过了不久，李文一也接到了去军事顾问团的调令，我们刚开完梅、邓首长的欢送会又开了欢送李文一的会。这期间，总队的倪有石、孙志明和王振华也调到顾问团去了。李文一出发前告诉我，上级已经确定我担任副政委，要我抓好总队的工作。

看来我要在南京生活一段时间了。我妻子李南很快请假回了广东东莞老家。我是抗日战争前夕在那里参加革命的，算得上东江纵队的老战士。因为战争环境险恶，我和李南把出生不久的女儿托付给一位农民抚养，自从撤离广东后就再没有音讯。现在战争结束了，我们想把女儿找回来。

李南到东莞不久就来信说，女儿找到了。差不多同时，我也接到了去军事顾问团的命令。

这时顾问团团部已经离开了南京。我想在离开祖国之前再和妻子见上一面，同时看一眼多年不见的小女儿。经过上级批准，我带了一位警卫员，抱着1岁多的儿子，奔波几天到了东莞。

我见到了女儿建芳，她正和养父、养母在一起。我走过去，建芳的养母说：“快叫啊，叫爸爸。”已经8岁的建芳愣了一下，指点着身边的养父说：“这不是爸爸吗？”

养母指着我说：“这是你的亲生爸爸。”

但是建芳没有叫我。

我感到一阵心酸。抗战多年，我没有几天和女儿在一起，解放战争三年多，连女儿的面都没见过。建国了，见到了女儿，却是一见马上就要离别。

一家人在东莞团圆了三天，照了一张相，我就带着警卫员赶往南宁，顾问团正集中在那里准备奔赴越南。

窦金波（中国赴越南军事顾问团第一任炮兵顾问，后任兰州军区炮兵部队首长）：

1950年4月下旬，当时我是炮兵团团长，刚从青岛移兵福建建瓯，遵照军委命令准备参加解放金门岛的战斗，并准备进而解放台湾。要参加那么大的战役，我特别兴奋。

4月底或5月初的一天，我突然接到军部电话通知：“窦金波，到军部来一趟，你的任命有变化。”

我赶紧去了。副军长刘勇跟我开玩笑：“你知不知道要去干什么呀？”

我随口说：“知道了。”

刘勇很吃惊，问：“你怎么知道的？”

我说：“要我当副师长。来福建经过南京，特种兵司令部跟我谈了一下。”

刘勇晃了晃脑袋，把一纸电报推到我面前，说：“看一看这个吧。”

电报说，窦金波调往赴越南军事顾问团，立即到南京向华东军区司令部报到。我完全愣住了，没想到刚刚打下天下，又要出“天下”了。这世界变得真快。

没说的，我立即赶往南京，但心里唯一犯嘀咕的是：“越南那地方还不知道有没有炮兵呢！”

到了南京，司令部军务处处长张怀忠是我在胶东时就认识的一个师长，他把我介绍给了正在组建顾问团班子的梅嘉生。梅嘉生向我谈了顾问团的组成情况，要我先在南京住下，他说，凡去顾问团的干部家属都集中到南京来安排工作，你的妻子很快就要从青岛来了。组织上知道她产期临近，一定会妥善照顾。待顾问团人员到齐后，可能去北京接受中央的任务。

大约是6月20日，梅嘉生率领我们顾问团团以上干部近二十人去北京。很巧，华东军区副司令员粟裕应中央电召也去北京，列车上挂了一节专列车厢，我们也就搭乘他的车厢一起走了。事后才知道，朝鲜局势非常紧张，大规模战争爆发在即，中央同时在考虑解放台湾的问题，召集高级将领去北京商议对策。在列车上，我发觉粟裕将军经常沉思。我不禁想，到越南去，一定也是中央经过慎重考虑下的决心，这当然是光荣的任务。待我从北京参加了中央首长的会见回到南京时，女儿已经降生了。我给刚出生的女儿起了个名字叫“越华”。

田大邦（中国军事顾问团派往越军主力团第102团的顾问，后任昆明军区副参谋长）：

1950年春天，我任第14军第119团团长，率部向滇西北进发剿匪，随即又进至西昌地区，配合友军剿匪作战。仗打得很顺利，到5月间就班师返回昆明。当我来到洱源县的时候，突然接到命令，要我一人急返昆明报到，接受新任务。我赶到大理，恰巧碰上副师长王砚泉也接到命令从滇西往昆明赶，我就和他一起到了昆明。我随即向军部报到，原来是让我到越南部队去当顾问。

1952年，中国顾问团照片。左起：许法善、马西夫、罗贵波、史一民、张志善、王宗金、金昭典、王许生、张振东

我们在昆明集中学习了一段时间，主要是学习领会国际主义精神，掌握政策。然后由第37师副师长吴效闵带队乘火车到开远，接着赶到了砚山县。越军主力308师的两个团——第88团和第102团——已经到了，我到第102团担任顾问，我的战友周耀华去了第88团当顾问。第102团团长是武安，政委是黄世勇。武安三十来岁，原先是河内的一个工人，作战勇敢，和我的关系挺融洽。我们团一级顾问最初的主要工作方式是听他们谈训练安排，我们提出意见。看了越军部队以后留给我的印象是，越军战士忠于祖国，能吃苦，这样的部队训练出来是能打仗的。

张祥（中国军事顾问团顾问，后任云南文山军分区副司令员）：

那时候，我还以为国内战争结束了，这辈子我不再打仗了。

1950年年初，我任第13军第37师第110团第2营营长，结束了滇南战役后从元江回到昆明，驻守飞机场。5月初的一天，突然接到命令，要我立即去师部报到。我马上进城到连云巷师部所在地，师长周学义告诉我，已经确定，派我去越南当军事顾问，立即出发去开远向军部报到。他还特意叮嘱：“此事绝对保密。”

我赶到开远，在这里遇上了从别的团抽调来的顾问。我们在一起学习了一段时间，主要学习党章、国际主义精神和军事。大约有一个来月，学习结束我们就去了砚山。当时，越军第308师刚刚来不久，由我军整训。我们走前军部开了一个挺隆重的欢送会，会后周希汉军长带我们去第308师，我被分在越军一个小团（营）任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