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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是辛苦的,同时也包含着欢乐。小说本身所带有的自叙传性质,以及它的长达几十年的构思和酝酿,都会使作家在创作时,感到畅快。可惜,和痛苦交织在一起的这种畅快之感未持续下去。大约就在动笔的半年多之后,作家停笔了。关于老舍停笔的原因,胡洁青在《写在〈正红旗下〉前面》一文中,有过分析,她是这样讲的:
一九六二年下半年,那位&ldo;理论权威&rdo;(即康生‐‐引者)对小说《刘志丹》下了毒手,制造了一起涉及面极广的错案,株连了一大批党的高级干部和文艺工作者。这股现代文字狱妖风一起,传记小说这个体裁便受到了严重的威胁,谁愿意莫名其妙地因写小说而被戴上&ldo;反党&rdo;的大帽子呢?
转过年来,张春桥又提出了&ldo;大写十三年&rdo;的口号。这样的口号并难不住老舍,谁都知道,十几年来,他写了大量描写新人新事的作品。然而,这个口号的发明者名曰&ldo;大写十三年&rdo;,实则扼杀&ldo;双百&rdo;方针,一串又一串禁令接踵而来,象《正红旗下》这类作品只好不写,束之高阁。
我想,这些文艺政策上的不正常现象,就构成了《正红旗下》既没写完,又没发表的原因。
《正红旗下》停写了,林彪、康生、&ldo;四人帮&rdo;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却不曾停止,他们利用毛泽东同志发动&ldo;文化大革命&rdo;的错误,疯狂地对大批作家、艺术家进行迫害,一九六六年八月,老舍被他们害死了,冷落在老舍书桌抽屉里的《正红旗下》,再也不可能完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只写了十一章、仅仅八万字的《正红旗下》,显然只是作家构思中的鸿篇巨制的一个开头,它永远只能是一个开头了!如果说,十年内乱是时代的大悲剧,那么,《正红旗下》的遭遇,则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小插曲。然而,悲剧的时代,终于通过人民的力量发生了历史性转折,一部《正红旗下》,却再也不可能有完整的面貌了。就这个意义上讲,这个损失的惨重性,是难以估量的。
清末社会的一面镜子
尽管《正红旗下》只是一部长篇作品的开头,矛盾冲突还未全面展开,已出场的某些人物的思想性格,可能还会有所发展,然而就现有的十一章而言,已经显示了很高的艺术价值,反映了老舍晚年创作风格的成熟与发展。它的成功,首先表现在,作家在描绘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时,既注意社会背景的广阔性,又注意深刻地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广中求深,深中有广,使小说在反映生活上,具有了高度的艺术概括力。
小说重点写清朝末年北京中下层旗人的生活。通过对几个不同类型的旗人家庭的描绘,相当广泛地触及了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中国社会的各种复杂问题。撮其要者,即有:
(一)&ldo;八旗&rdo;生计问题。八旗是清代满族的&ldo;兵民一体&rdo;的社会组织。按着这种制度,旗人只能当兵,保卫皇朝,不准离开本旗,不准出京,不准自谋生计。凡当兵的,都可以吃一份钱粮(俗称&ldo;铁杆庄稼&rdo;)。老舍在小说中写道:&ldo;旗族人口越来越多,而旗兵的数目是有定额的。于是,老大老二也许补上缺,吃上钱粮,而老三老四就只好赋闲。这样,一家子若有几个白丁,生活就不能不越来越困难。这种制度曾经扫南荡北,打下天下;这种制度可也逐渐使旗人失去自由,失去自信,还有多少人终身失业。&rdo;到了清朝末年,八旗制度的腐朽、落后,表现得越发明显。&ldo;我&rdo;的父亲,是一位&ldo;负着保卫皇城的重任&rdo;的旗兵,每月饷银三两,&ldo;里面还每每搀着两小块假的&rdo;,全家生活无法维持,母亲想在外面揽一些活计诸如洗衣裳之类,也被以顾全旗人&ldo;体面&rdo;为理由,加以制止。这样,&ldo;我&rdo;的全家,便&ldo;觉得脖子上仿佛有根绳子,越勒越紧&rdo;,广大穷旗兵的清贫、困苦的生活境遇,于此可见一斑。八旗制度的腐朽还表现在,它貌似严格,实则组织十分涣散,尤其是统领旗兵的各级军官,大都不务正业,根本不会带兵与打仗。大姐公公是佐领,大姐丈夫是骁骑校,每月都可以领到较为优厚的饷银,但是他们从不练习骑马射箭,把毕生的精力都花费在了吃喝玩乐之上。&ldo;生活的意义,在他们父子看来,就是每天要玩耍,玩得细致,考究,入迷&rdo;,&ldo;他们在蛐蛐罐子、鸽铃、干炸丸子……等等上提高了文化,可是对天下大事一无所知。他们的一生象作着个细巧的,明白而又有点糊涂的梦&rdo;。八旗制度的涣散与缺乏战斗力,还表现在,吃空头钱粮的人数多。&ldo;我&rdo;的姑母是一位寡妇,但却吃着好几份钱粮;有钱人家的小罗锅或小瘸子,只要肯花钱运动,也能通过枪手(即代人应试者)而当兵吃饷;有人给佐领家送两只大绵羊,也居然可以补缺,每月领四两饷银。无怪聪明能干的福海二哥在作过枪手之后,明白了一个道理:&ldo;怪不得英法联军直入公堂地打进北京,烧了圆明园!凭吃几份饷银的寡妇、小罗锅、小瘸子,和象大姐姐公公那样的佐领、象大姐夫那样的骁骑校,怎么能挡得住敌兵呢?&rdo;八旗制度的腐朽,实际反映了清朝封建统治的黑暗与腐败,所以老舍在《正红旗下》中提出的&ldo;八旗生计&rdo;问题,实际是对清王朝黑暗统治的揭露与控诉。
(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与渗透问题。由于清朝统治者的腐败无能,到上世纪末本世纪初,英、法、美、俄、日等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侵略日益加剧,它们不仅大肆掠夺我国的资源物产,以洋货的倾销控制中国市场,而且通过教会,奴役中国人民,扩展自己的势力。小说写了一个美国传教士牛牧师,他不学无术,连教义都不通,一心想的是在中国发横财。民族败类多老大勾结上牛牧师以后,依仗教会的势力,对小肉铺的王掌柜进行敲诈勒索,王掌柜忍无可忍,顶了他。多老大为发泄私愤,在牛牧师面前诬告王掌柜是奸商,欺诈教友,诽谤教会。牛牧师早想在北京制造一起教案,闹起乱子,从中渔利。于是便唆使多老大,借此挑起事端。围绕这一事件,作品不仅刻划了帝国主义分子牛牧师的侵略野心和他的虚伪、阴险、浅薄的性格特点,刻划了民族败类多老大为虎作伥的洋奴面目,而且作家的艺术触须继续向生活的深处探伸,反映了远比这一事件本身更为丰富的内容。多老大敲诈王掌柜不成,欲对王掌柜实行更大的报复,福海二哥闻讯之后,先与他的父亲云亭商议,云亭听到这件事牵涉到洋人,便告诫福海&ldo;少管闲事&rdo;。福海又去与大姐公公正臣商议,正臣的意见是:&ldo;咱们顶好别去蹚浑水!&rdo;云亭与正臣分别为三品顶戴的参领和四品顶戴的佐领,在旗人中,也是稍有地位的官宦,他们惧怕洋人的态度与心理,在清朝中下层贵族中,带有普遍性。财大气粗的上层贵族又怎样呢?且看定禄。福海向定大爷陈述了事情的原委,定大爷竟然漠不关心,在福海的一再央求之下,他才想出了一个荒唐的主意:由他出面,请牧师吃一顿饭。他关心的并不是为受洋人洋教欺压的王掌柜一类老百姓撑腰,而是洋人来吃饭时,是让他进大门呢,还是走后门。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与渗透,中华民族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定大爷对这种至关大局的事情可以置若罔闻,但是对洋人进前门和后门的问题,却十分认真。这是多么可悲的阿q精神!老舍还未来得及描绘这次宴会的全部过程,故事的发展,也还未到充分展示定禄与牛牧师全部关系的时候,但是,从以上所引的情节中,我们不难看出,定禄对洋人是既蔑视又惧怕的。他的蔑视洋人,并非出于由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入侵而激起的民族义愤,多半倒是一种盲目的妄自尊大的心理,他的惧怕洋人,才是他的真正的政治态度的反映。不管是让牛牧师进大门还是走后门,他用设宴的办法来处理这件事情,本身就说明他对洋人的态度是宁让宁敬,而不敢得罪的。他的态度,在清朝最高统治集团和上层贵族中,也具有普遍性。老舍在小说里描写了旗人贵族对洋人的态度,实际上从一个侧面,深刻地揭示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与渗透所以能够得逞的原因,因此也可以使读者从一个侧面,认识清末社会的历史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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