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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第1页）

贞观二十年正月，玄奘译出无著《显扬圣教论》20卷，并口述由辩机笔述完成《大唐西域记》。同年尚译出《解深密经》《因明入正理论》，推进了因明在中国的发展，又奉敕将《老子》《大乘起信论》译作梵文，传于印度。二十二年五月，译出《瑜伽师地论》100卷，并请太宗作经序。十月，玄奘译出《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不久，大慈恩寺落成，玄奘遂奉敕入住任上座，并悉心从事翻译佛经。永徽三年（652年），玄奘奏请建塔以安置经像，经高宗敕许，乃于大慈恩寺西院营建雁塔。他&ldo;亲负篑畚，担运砖石，首尾二周（年），功业始毕&rdo;。

显庆三年（658年），玄奘移居西明寺，因为经常为琐事所扰，只好迁居玉华宫（现在陕西铜川焦坪煤矿），致力译经。显庆五年，始译《大般若经》。此经梵本计20万颂，卷帙浩繁，连手下僧侣都觉得实在是太多了，只好请他删减一部分。玄奘颇为谨严，不删一字。至龙朔三年（663年），他才终于译完这部多达600卷的巨著。此后，玄奘深感身心日衰，及至麟德元年（664年），译出《咒五首》1卷后，遂成绝笔，同年二月逝世。据载，玄奘前后共译经论75部，总计1335卷。所译之经，后人均称为新译。

对于玄奘这种能够走出国门，并且将国外的优秀经典带回国内的高僧，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并且这种&ldo;勇敢并且直接地学习国外&rdo;的精神，其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往往并不局限于宗教领域，这正好直观地反映了当时唐人那种能够谦虚学习的心态。

而正是这样的心态，才让唐朝真正成为在世界历史中都占有重要地位的伟大帝国。

第八节走出去，鉴真东渡传法

唐武后垂拱四年（688年），鉴真出生于扬州，俗姓淳于。唐代扬州佛教盛行，云集着中外僧人，佛寺多达三四十所。鉴真的家庭充满着浓厚的佛教气氛，他父亲是个虔诚的佛教居士，经常到大云寺参禅拜佛，并随大云寺智满禅师受戒。

在家庭的影响下，幼年的鉴真也对佛教产生浓厚兴趣。14岁时，有一次他随父亲到大云寺拜佛，为佛像庄重、慈祥的造型所感动，随即向父亲提出要求出家为僧。父亲见他心诚志坚，在征得智满禅师的同意后，他在大云寺出了家，成为沙弥。从此，鉴真成了他的法名。

唐中宗神龙元年（705年），鉴真在大云寺从道岸律师受戒。道岸是高僧文纲的弟子，也是一位著名僧人。经过两年的刻苦学习后，他随道岸禅师来到佛教最盛的洛阳、长安游学。20岁时，在长安名刹实际寺从高僧恒景，顺利地通过了具足戒。文纲、道岸、恒景都是律宗的传人，鉴真在名师的影响下，对戒律的研究精熟，并开始讲佛布道。

律宗出现在唐初，与佛教的其他宗派如天台、法相、华严、密、禅等同为著名的佛教派别。律宗是以戒律为立宗原则，重视从内心巩固和发展&ldo;止恶兴善&rdo;的作用，内部又分为南山、相部、东塔等派别。鉴真的研究以南山律宗为主。他以青年人特有的热情，巡游佛迹，苦读《四分律行事钞》《四分律疏》等经典，并先后从西京禅定寺义威，西明寺远智，东京授记寺金修，慧策，西京观音寺大亮听讲《律钞》等。由于他聪明好学，矢志不移，很快成为继文纲、道岸、恒景之后律宗的后起之秀。

在西京学习时，鉴真不仅融合佛教各家如法相、天台等宗所长，形成了自己的独立见解，而且对其他方面的知识也广泛涉猎和研究。佛教并不是一门孤立的学问，如五明之学（声明、工巧明、医方明、因明、内明）即涉及语言文字、工艺技术、医药、思辨逻辑和佛教各宗等学问。鉴真在钻研佛学的同时，对建筑、医药等也有很高的造诣，成为后来到日本传播建筑、雕塑、医药、艺术等的基础。

开元元年（713年），25岁的鉴真回到扬州，为大明寺（今法净寺）的大师。他从事佛事活动，由于学识和道德高尚，声名与日俱增。开元二十一年（733年），道岸的另一弟子义威圆寂后，鉴真是这一地区的佛教&ldo;宗首&rdo;。时人誉其&ldo;江淮之间，独为化主&rdo;。他不仅讲佛写经、剃度僧尼、修寺造佛，而且还从事救济贫病、教养三宝等活动。当鉴真45岁时，由他传戒的门徒达4万多人，成为江北淮南地区&ldo;独秀无伦，道俗归心&rdo;的著名高僧。

佛教自6世纪中叶传入日本，开始在上层统治者中间流传。大化革新中，日本仿照唐朝推行租庸调制。由于两国国情不同，租庸调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人民为躲避沉重的剥削和逃避兵役，寻找精神上的安慰寄托，不是&ldo;逃亡他所&rdo;，就是&ldo;寂居寺家&rdo;。当时出家为僧基本没有什么限制，最高的是受三净聚戒（摄律仪戒、摄善法戒、摄众生戒），受戒不必三师七证，只要有一戒师即可；就是没有戒师，只要自己认为条件成熟，也可自誓受戒，所以当时日本僧人差不多都是&ldo;自度&rdo;、&ldo;私度&rdo;为僧的。

大化革新后，虽然中央集权得到加强，但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并未停止。奈良天平时期，社会矛盾仍然尖锐，为了&ldo;规避课役&rdo;而入寺的农民，往往&ldo;动以千计&rdo;，这是因为一进佛门就不必再负担政府赋税。政府一方面要利用僧籍地主打击世俗豪强地主的势力，即通过佛教势力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一方面又考虑寺院势力的过分增长，对政府的财政收入造成威胁，因而又力图控制佛教的发展，但未能达到预期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