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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第1页）

1912年，袁世凯政府规定，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为男子独享；袁政府教育司长史宝安声称：“女子参政不适合女子生理及本国国情，女子以生育为其唯一天职”；袁世凯还曾悬赏万元通缉女性运动的领袖人物唐群英、张汉英等。（马庚存，1991年）这一史实反映出当时女性运动的高涨和运动阻力的强大。

中国革命中，一批女性领导人除了一般的革命目标外，还提出了女性解放的独特目标。1913年，宋庆龄发表了《现代中国女性》一文，指出：“中国必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教育发达的国家，而其女性将与男子并驾齐驱。”1924年11月，宋庆龄在日本神户县立女子高等学校做了关于女性运动的讲演，她说：“女性地位是一个民族发展的尺度。我希望中国和日本的女性，争取实现那个人类不为动物本能所支配，而由理性所指导的日子。”从她对理性的强调，可以看出她当时的思想接近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在随后发表的关于女性的论述中，她越来越倾向于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即把女性的解放同阶级斗争、革命联系在一起。例如她指出：“女性是国民一分子，女性解放运动是中国国民革命一部分，所以为求全民族的自由平等，女性应当参加国民革命，为求女性自身的自由平等，女性也应当参加国民革命。”她又将女性运动同阶级斗争的关系阐释如下：“我们不但应当反对男子压迫女子的举动，我们并且应当反对女子压迫女子的举动，我们假使一方面反对男子的压迫，一方面凭借特殊的地位欺凌我们同类的贫苦女性，这种矛盾的举动，只有使女性的地位愈加堕落。因此，女性要求平等，应当先以平等待同类，打破富贵贫贱的阶级界限。”（转引自程绍珍，1991年）4、革命中的女性问题在中国和苏联革命中，女性问题从来都是同阶级问题一起被提起的，女性解放一向被认为是阶级解放的一部分。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职业革命家当中，倍倍尔是对女性问题发表过重要意见的人物。他出版了《社会主义和女性》一书。这部出版于1878年的著作被认为比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影响更大，对女性运动的影响更为直接，虽然后者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对女性问题的经典之作。与恩格斯相同的一点是，倍倍尔也认为，女性的受压迫状况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只有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才能最终结束这一压迫。到那时，家务劳动和子女的抚养将成为集体的事。倍倍尔认为，没有性别的社会独立与平等，就没有人类的解放。既然历史上男性对女性的奴役是与私有制同时发生的，那么女性的完全解放和男女平等的实现也只有在一群人统治另一群人——资本家统治工人——的社会消亡时，才能最终实现。他比恩格斯更深入一步地提出了非经济因素性质的压迫，其中包括性道德上的男女双重标准，传统女性服饰的禁锢人的作用等等。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从母系继承转变为父系继承是女性的最大失败，而女性体力上的弱小是她们丧失权力的主要原因；倍倍尔在这一因素之外又加上了生理因素——女性的生育功能。

一、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一次浪潮（5）

克拉拉·蔡特金是重视女性问题的另一位革命领袖人物，她认为，女性的解放是工人阶级历史使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女性的解放同全人类的解放一样，最终将是劳动从资本中解放出来的事业；她担任书记的共产国际女性书记处的任务就是要吸引劳动女性参加革命的阶级斗争。蔡特金是“三八国际劳动女性节”的倡导者。她认为，由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女性和她们的丈夫一样受资本的剥削，所以，无产阶级女性所反对的不应当是本阶级的男子，而应当与他们一起共同投入对资产阶级的斗争。

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雅写了一部著作《女工》，她提出，女工加入劳动大军是最终的进步，因为只有通过参与到阶级斗争里面去，女性才能最终获得解放。她还从另一角度鼓励女性参加劳动大军，那就是女性在经济上的独立地位。由于列宁和共产党认定经济独立是女性解放的前提和第一个步骤，而女性要获得经济独立就要参加社会生产劳动，所以俄国在20年代和30年代一直非常重视女性参加劳动的问题；而为了使女性充分就业，避孕和堕胎又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当时的苏联政府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使堕胎合法化的国家（1920年）。

关注女性问题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是前文曾提及的科伦泰，她一开始并未注意到女性问题，只是当她感到女性主义对社会主义运动造成的威胁时，才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她认为，资产阶级的女性运动是自私的、利己主义的，应当由无产阶级男女的团结来取而代之。可是到了后来，她转而批评社会主义的实践，因为她发现，女性的需要被男性统治的党的等级制边缘化了。于是，她要求在党内建立独立的女性组织，争取将女性问题挤进政治议事日程。她出任社会福利部长之后，为女性争得了法律独立权、婚姻平等权、合法堕胎权、男女同工同酬、由国家提供的母婴健康保护以及家务劳动和育婴的部分社会化。

科伦泰还以其性观念而变得十分有名，她认为，社会主义改变了两性关系的性质，过去的资产阶级道德是虚伪的、不平等的，新的道德应当建立在新的经济基础之上。人们一向都以一夫一妻制为性的最佳形式，但她却宣称，性的排他性是危险的，认为它对女性自身和社会福利都造成了威胁；再加上她对革命成功后那个混乱时期的性试验抱有同情态度，因此被人称为“杯水主义”，意指可以像解渴一样解决性欲问题。她指出，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不能接受排他性的和全封闭式的爱情，因为两个人之间的深爱就其本质来说必定是反社会的，它会使这一对情侣与更广大的社区隔绝开来，降低他们对一般社会公益的兴趣。因此，这种关系在新的社会中将成为不必要的，它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隔绝状态的残余。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只是在情侣关系中有爱情和亲密关系，除此之外哪里也没有；而共产主义社会则应建立在伙伴关系和人们的团结友爱关系之上。因此，亲密情感的享受不能被限制在家庭和性关系的范围之内，性爱应当成为人类扩大的爱的能力的一部分，它将是集体的快乐而非个人的快乐。性爱不是简单的动物行为，不是仅仅建立在肉体吸引的基础上（她称此种情况为“无翅的爱神”）；而是要富于敏感和同志式的平等爱情，恋爱双方应当分别保留各自完整的自我以及对集体的忠诚。（转引自bryn，139-140）科伦泰的性爱观被当时的人们视为不现实的、过于浪漫主义和空想主义的。在革命胜利后的短暂浪漫狂欢时期过后，科伦泰就消声匿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