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笔趣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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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章（第1页）

比康生待遇稍好点的是周扬。周扬本来也是要吃闭门羹的，只是因为看陈序经的面子，不想让陈序经太为难，陈寅恪才勉强答应见周扬。但周扬在中山大学东南区一号二楼上显然没吃到什么好果子。&ldo;陈寅恪的态度是挑战式的&rdo;，而一向辩才无碍的周扬则显得底气不足、几无招架之功。尽管如此，回到招待所后，周扬仍掩饰不住自己的兴奋，因为他总算见了陈寅恪一面。当然，他对陈寅恪的感觉也和许多人一样：&ldo;有点怪。

&rdo;

比康生更惨的是某些学人。他们遭到了陈寅恪的讥讽甚至痛骂。早在1952

年，陈寅恪就写诗讽刺他的那些北国同仁，还特地把这首诗寄给北京大学的教授邓之诚：&ldo;八股文章试帖诗，尊朱颂圣有成规，白头学究心私喜，眉样当年又入时。

&rdo;这显然是讽刺从

1949年到

1952年短短三年间，学人们纷纷&ldo;弃旧迎新&rdo;、&ldo;弃暗投明&rdo;，放弃轻车熟路的旧研究方法，生吞活剥马列主义，炮制新八股。

其中，便不乏年事甚高者。比如辅仁大学校长、历史学家陈垣，1949年时六十

九岁，当然是&ldo;白头学究&rdo;了。1953年底，陈寅恪又当着汪簇的面，连续两天怒骂那些加人了民主党派的朋友，称之为&ldo;无气节&rdo;、&ldo;可耻&rdo;，喻之为&ldo;自投罗网&rdo;。据说，陈寅恪大动肝火，&ldo;态意评点人物，怒说前因后果，极其痛快淋漓&rdo;。

看来，陈寅恪对所谓&ldo;时尚&rdo;，所谓&ldo;新学&rdo;，已是积怨甚深，对那些一心想要&ldo;眉样入时&rdo;的&ldo;读书人&rdo;，也到了深恶痛绝的地步。

这就决不只是什么个性孤傲、性格怪僻了。

四人品与气节

陈寅恪的这种态度很容易被人误认为是反又对现政权，反对共产党，反对马列主义。其实不然，倘若如此，他为什么不去香港、台湾，为什么同意担任全国政协委员，还要和杜国庠、冯乃超这些共产党人交往，他甚至也不是什么社会活动都不参加。1954年

5月

3日的&ldo;敬老尊师座谈会&ldo;他就参加了。还戴了大红花，这也是一种&rdo;时俗&ldo;么！怎么并无反感，反倒欣然？这里面一定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陈寅恪的政治态度一直是个谜，他好像谁都看不惯。袁世凯当大总统，他讥为巴黎选美：&ldo;花王哪用家天下，占尽残春也自雄&rdo;；张群组阁，他讥为ji女作秀：&ldo;催妆青女羞还却，隔雨红楼冷不禁&rdo;；国民党长江防线失守，他也幸灾乐祸：&ldo;楼台七宝倏成灰，天堑长江安在哉&rdo;。但如果你认为这是因为向往新中国，或是怀念旧上朝，恐怕就错了。他在回忆洪宪称帝一事时说，当时不少文人都对袁某人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让他深为道德的沦丧而痛心。&ldo;至如国体之为君主抑或民主，则尚为其次者&rdo;。君主还是民主，这在许多人看来是至关重要必须力争的，而陈寅恪以为其次。那么，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呢？

是道德，是人品，是气节。

1964年

5月，陈寅恪向自己晚年最知心的弟子蒋天枢托以&ldo;后事&rdo;，并写上了带有&ldo;遗嘱&rdo;性质的《赠蒋秉南序》一文。在这篇不足千字的短文里，陈寅恪称自己虽&ldo;奔走东西洋数万里&rdo;而&ldo;终无所成&rdo;。现在又&ldo;奄奄乖死，将就木矣&rdo;

，

但也有足以骄傲自豪者，那就是：&ldo;默念平生因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rdo;也就是说，他陈寅恪一生之最为看重者，不但不是金钱地位，甚至也不是知识学问，而是人品与气节。

事实上陈寅恪愿意与之交往或表示敬重的，不论是国民党共产党，还是无党无派，都是人品极好的人。陈毅，光明磊落，直率坦诚；傅斯年，为人正直，疾恶如仇；刘节，秉性梗直，宁折不弯；冼玉清，一生清白，遗世独立。有意思的是，他们多少都有些脾气。比如陈序经为人是很谦和优容的，但当有关当局强迫他加入国民党时，他把&ldo;乌纱帽&rdo;惯在桌子上：&ldo;如果一定要我参加国民党，我就不做这个院长。&rdo;又比如杜国庠一生为人宽厚平和，但面对极左思cháo也会拍案而起，气愤地表示&ldo;批判陈寅恪批得太过分&rdo;！因此他们也都往往会做&ldo;傻事&rdo;，说&ldo;蠢话&rdo;。比如刘节就曾在

1958年&ldo;大放厥词&rdo;：什么大跃进人人意气风发，&ldo;一起发疯&rdo;倒是真！这种&ldo;逆言&rdo;也是说得的？但他实在忍不住。当然，他们多半也都没有什么&ldo;好下场&rdo;。

没有好下场是明摆着的，甚至是他们&ldo;自找&rdo;的：&ldo;文化大革命&rdo;中，刘节听说&ldo;造反派&rdo;要批斗陈寅恪，竟奋然表示愿意替代陈先生上台挨斗，并视为一种荣耀。如此&ldo;不识好歹&rdo;，&ldo;自讨苦吃&rdo;，如此&ldo;螳臂当车&rdo;，&ldo;以卵击石&rdo;，还能有什么好结果？然而，明知没有任何好处，同时也于事无补，他们却偏偏还要做；也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人品质的高贵。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同声相应，同气相求，陈寅恪&ldo;吾道不孤&rdo;！

然而陈寅恪作为一个历史学家，还有更深的想法。在1950年正式刊行的《元

白诗笺证稿》一书中，他谈到这样一个历史惯例：但凡新旧交替之时，总有人占便宜，也总有人吃大亏。那些乖巧的小人，&ldo;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rdo;；而那些刻板的君子，则常&ldo;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rdo;。为什么呢？就因为其时新旧道德标准和新旧社会风气&ldo;并存杂用&rdo;。有的人善于利用形势适应环境，有的人则无此&ldo;乖巧&rdo;而已。

显然，陈寅恪是把自己的某些&ldo;老朋友&rdo;，看做了&ldo;乖巧的小人&rdo;。

于是我们大体不清楚了。为什么陈寅恪对杜国庠那样和自己&ldo;道不相同&rdo;的共产党人信任敬重，对某些先前的&ldo;同道&rdo;反倒蔑视而戒备？就因为前者&ldo;气节不亏&rdo;。陈寅恪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他当然不会不知道在那个时代，坚持马列主义，信仰共产主义，要担怎样的风险。那是要掉脑袋的！所以，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们大讲马列主义，就不但可以理解，而且也理所应当。他们&ldo;本来&rdo;就是马克思主义者么！

那些&ldo;眉样入时&rdo;的&ldo;白头学究&rdo;们却&ldo;原本&rdo;不是。&ldo;不是&rdo;当然也可以变成&ldo;是&rdo;，但要看怎么个变法，以及为什么要变。如果是自己通过学习研究，改变了观点，倒也理属正常，无可厚非。然而一夜之间毫无思考，就来了个180

度的大转弯，便很可疑。在陈寅恪看来，这不是降身辱志，便是投机取巧。但不论何种情况，都是&ldo;变节&rdo;。气节一亏，则其人不可取矣！

事实证明，陈寅恪的看法并不完全正确。1949年以后，中国学人的改变立场观点，宗奉马列主义，有的是&ldo;曲学阿世&rdo;，有的不是。汪籛就不是。他属于&ldo;心悦诚服&rdo;的那一类。否则，当他自告奋勇充任&ldo;说客&rdo;，南下广州请老师进京时，就不会那么天真了。汪籛碰壁五羊城以后，受到不少埋怨。比他年长的其他陈门弟子都认为他不该用&ldo;官腔&rdo;和先生说话，更不该惹老师生气，甚至有人痛斥他&ldo;不知天高地厚&rdo;。这实在是冤哉枉也！汪籛对恩师的敬仰和感激是终其一生的。正因为&ldo;感恩戴德&rdo;，他才会那样说话。因为他对马列主义的服膺是真诚的。事实上在汪籛的学术研究中，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陈寅恪的治史方法浑然天成，了无陈寅恪所痛恨的&ldo;贴标签&rdo;的痕迹，文风新颖，令人耳目一新。这难道不是好事？正因为此，汪籛和陈寅恪谈话时，才会充满了&ldo;时俗&rdo;的口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