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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7章（第1页）

对儒家来说，法律和道德是分开的。基本定性就是：高贵的是礼，是道德；法律几乎等于刑罚，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到后来汉儒那里，甚至定了量。

天道之常，一阴一阳，阳者天之德也，阴者天之刑也。……是故天之道，以三时成生，以一时丧死。（《春秋繁露阴阳义》）

如上文所示，刑占四分之一而已。至于法家的字典里，高贵二字是没有的，只有赤裸裸的权力崇拜。君是法律的唯一源头，法律体现的就是君的意志。对君主，法家是没有道德要求的；对君所立的法，自然也不会有道德要求。事实是商鞅、韩非都可以说是视道德如寇仇的。

也许大致可以这么概括：

西方的法治观：正义＞法律

儒家的法治观：正义（道）＞君主＞法律

法家的法治观：君主＞法律

四、法律的界限

按照现代的法治观念，法律只是道德的底线。只有碰到极端不道德的事，国家机器的法律才出手；其余的问题还是靠社会力量自己消化解决。

韩非心目中的法治是什么都要管的。对人民，它不是法无禁止即许可，而是法无许可即禁止；它不是消极地告诉人们不许做什么，而是积极地要求民众，你们必须做什么。‐‐韩非为什么要极力论证人性恶，就是要论证这种绝对管制的必要性。

至于对君主的要求，不过是出于技术考虑，通常不宜频繁公开违背法律，但君却从来没有遵守法律之义务。

五、法家之法的目的与手段

从君主的角度说，只有两种人有用：农夫和战士。《商君书》里专门有一篇《农战》，韩非对此也是反复致意。

法治的目的自然就是把所有人都变成&ldo;耕战之士&rdo;。没有人还拥有任何特权，从这个角度说确实是人人平等的。

至于法治的手段，自然就是刑和赏。法的意义无非是怎样施刑打赏，要具体化和规范化。任何人都可以获得奖赏，任何人都可以避免惩罚。从这个角度说，也确实是人人平等的。

这种情况，大概确实有点像孟德斯鸠说过的：&ldo;在专制政体下，人人也都是平等的……因为每一个人&lso;什么都不是&rso;。&rdo;

六、反智的法律

韩非有个很有名的观点，叫&ldo;法莫如显&rdo;。这句话有两层意思。

1重视普法。

所谓&ldo;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rdo;，大家都看得到。

2法律要简单。

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难知也。今为众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难知，则民无从识之矣。（《五蠹》）

越深奥的东西，越没人缘。为广大民众制定的法律搞得专家都头大，更何况普通的老百姓？‐‐也对，人民本来就蠢，法家还进一步主张愚民；那么能让民众懂得的法，是铁定不能超出白痴的理解力的。

而且法律一旦复杂，还会带来另外一个后果。

大家要服从法律，不允许有关于法令的争论存在，这是韩非心中坚定的目标。《问辩》：&ldo;明主之国，令者，言最贵者也；法者，事最适者也。言无二贵，法不两适。&rdo;这是强调法律是唯一的权威。又说&ldo;上之不明因生辩也&rdo;，这是说不允许有关于法律条文的讨论，讨论一旦出现，君主就该反省自己是不是犯了糊涂。

而一旦法律不易懂，该怎么服从的争论就不可避免，然后就需要有人充当法律与民众的中间人。法越重要，这个善于解说、运用法律的中间人，地位也越会上升。

现代社会中，律师何以如此重要，就在于此。

在古罗马，已经出现过这样的情况。结果是罗马皇帝承认，凡法律问题未经明文规定的，五大法学家的解答即具有法律效力。

咱们这边，汉朝也有过一点这种苗头。研究《公羊传》的儒生搞&ldo;《春秋》决狱&rdo;，宣称孔子作《春秋》，就是为汉朝写了一部根本大法。《春秋》有何微言大义，普通人根本读不出来，解释权自然在儒生手里。当然，大汉皇帝的威风，不是有共和传统的罗马可比，汉武帝一吓，儒生就又缩回去了。

可见，一旦法律太复杂，就不仅是君主之法，部分也是法学家和律师之法了。这跟&ldo;势&rdo;绝不容他人染指的基本原则就相悖了。

前面提到过，按韩非的观点，名家人物是一定要灭掉的。其实，形名之学讲逻辑，玩概念，抠字眼‐‐以今天的观点看，要学法律，这都是当行本色的功夫。事实上当时此类学问的出现也确实和法律发展有关：名家尊为祖师爷的邓析是个律师式的人物，而&ldo;形名之学&rdo;也干脆写作&ldo;刑名之学&rdo;甚至&ldo;刑名法术之学&rdo;。

所以，韩非说的&ldo;坚白无厚之词章，而宪令之法息&rdo;云云，不仅是泛泛地在说人民聪明了就会不听话，而可以具体理解为，法学和ruleoflaw是冲突的。

余英时先生注意到，按照法家的观点，一个理想的国家应该是把书烧光的。不过他又推测说，&ldo;也许法家的著作是例外&rdo;。但在《五蠹篇》里说：

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国贫，言耕者众，执耒者寡也；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战者多，被甲者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