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笔趣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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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章（第1页）

除了这种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研究方法，还有别的方法可用——比方说，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展开问卷调查。这必须和某个政府机关合作，还要由一所大学的社会学系来进行。假如研究的目标是一座中等城市，你先在该城市里抽出一定数量的办事处，再在各办事处下抽出一定数量的居委会。再以后，从居民的花名册上抽出个人。有一件事一定不要忽略，就是要根据研究的需要，特别保证某种职业或年龄组的人有一定的数量。用术语来说，研究假设规定的各子样本都要有足够的样本量。调查完毕还要拿一些基本的统计和人口普查的结果对照，看看本次调查有无代表性。做到了这些，抽样就算有了科学性。所有的社会学教科书都写着这套方法，但国外的教科书上没写办事处、居委会、居民花名册，只简单地提到可以利用电话本和教堂的人口记录。还有一些事情，中外所有的社会学书都没有提，那就是怎样去找一大笔研究经费，怎样去求得政府机关的合作，但是成熟的社会学家自会想出办法来，所以调查还是可以进行。一大批调查员（在校大学生）由居委会干部带路，前往各家各户。如果问卷涉及到个人隐私，居委会的干部是绝对必要的。因为被抽中的人可能会拒绝回答。在这种情况之下，血气方刚的大学生会和面有愠色的被调查者吵起架来，后者会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你凭什么来问我？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前者答不出，就难免出言不逊。而居委会干部可以及时出场，把后者带到一旁，对他（或她）进行一些教育和说服。然后他（或她）就忍气吞声地回来，回答这些敏感的问题。必须强调指出，这种调查的场面不是笔者的想象，我在社会学研究单位工作过，这些事我是知道的。我总觉得，假如有调查对象不情愿的情形，填出来的问卷就没有了科学性。

根据我的经验，问卷调查有两大难关，其一是如何找钱和得到政府机构的合作，其二是怎样让调查对象回答自己的问题。对一般的社会调查，前一个问题更大；对敏感问题，后一个问题更大。概括地说，前一个问题是：如何得到一个科学的样本。后一个问题是：如何使样本里的人合作。在性这种题目上，后一个问题基本无法克服。举个国外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美国前不久进行了一次关于性行为的调查，前一个问题解决得极好，国会给社会学家拨了一笔巨款来做这项研究，政府把保密的人口记录（社会保险号码）也对社会学家敞开了，因此他们就能得到极好的样本，可以让其他社会学家羡慕一百年。但以后发生的事就不让人羡慕，那些被抽中的人中，很有一些人对自己进入这个样本并不满意——他们不肯说。如前所述，美国没有居委会干部，警察对这件事也不便插手。所以他们采用了另一个方法：死磨。我抽中了你，你不说，我就不断地找你。最多的一位找了十四次，让你烦得要死。这样做了以后，美国的性社会学家终于可以用盖世太保的口吻得意洋洋地宣布说：大多数人都说了。还有个把没说的，但就是在盖世太保的拷问室里，也会有些真正的硬骨头宁死不说，社会学家不必为此羞愧。真正值得羞愧的是他们的研究报告：统计的结果自相矛盾处甚多。试举一例，美国男性说，自己一月有四五次性行为；女性则说，一月是两三次。多出来的次数怎么解释？——美国男人中肯定没有那么多的同性恋和兽jian者。再举一例，天主教徒中同性恋者少，无神论者中同性恋者多。研究说明，不信教就会当同性恋。我恐怕罗马教皇本人也不敢说这是真的，因为有个解释看起来更像是真的，宗教的威压叫人不敢说实话。最后研究的主持人也羞羞答答地承认，有些受调查人没说实话。必须客观地指出，比之其他社会学家，性社会学家做大规模调查的机会较少，遇到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就有点热情过度，忽略了一件事，那就是：我想告诉你什么，我自会告诉你；我不想告诉你，你就是把我吊起来打，我也不会告诉你实话——何况你还不敢把我吊起来打。

诚然，除了吊打之外，还有别的方法，比方说，盯住了选定的人，走到没人的地方，把他一闷棍打昏，在他身上下个窃听器，这样就能获得他一段时间内性行为的可信情报。除了结果可信，还使用了高科技，这会使追时髦的人满意。但这方法不能用，除了下手过重时打死人不好交代之外，社会学家也必须是守法的公民，不能随便打人闷棍。由此可以得到一种结论：社会学家的研究对象是人，不是实验室里的耗子，对他们必须尊重；一切研究必须在被研究者自愿的基础上进行。从这个意义上说，李银河所用的调查方法很值得赞美。她主要

是请别人谈谈自己的故事——当然，她自己也有些问题要问，但都是在对方叙述的空隙时附带式地提上一句。假如某个问题会使对方难堪，她肯定不会问的。这是因为，会使对方不好意思的问题，先会使她自己不好意思。我总觉得她得到的材料会很可信，因为她是在自己的文化里，用一颗平常心来调查。这种研究方式比学院式的装腔作势要有价值——马林诺夫斯基给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作序时，说过这个意思。

想当年，费孝通在江村做调查。这地方他很熟，差不多就是他的故乡；和乡民交谈很方便，用不着找个翻译；他可以在村里到处转，用不着村长陪着。就这样，差不多是在随意的状态中，他搜集了一些资料，写成了自己的论文。这论文得到马林诺夫斯基非常高的评价。马氏以为，该论文的可贵之处在于它不摆什么学术架子——时隔很多年，中国的学者给这种研究方法起了个学术架子很足的名称，叫做本土社会学。我觉得李银河最近的研究有本土社会学的遗风。与之相对的，大概也不能叫做外国社会学。问卷调查的方法、统计分析的方法，虽然是外国人的发明，但却确实是科学的方法。使用这些方法时，必须有政府的批准和合作，所以可以叫做官方社会学。纵然这是不得已的，借助政府的力量强求老百姓合作总是不好，任何认真的社会学家都会心中有愧。中国社会学家得到的研究结果和上面想要见到的总是那么吻合——这也许纯属偶合，但官样文章读起来实在乏味。在调查个人敏感问题时，官方社会学会遇到困难，在这些困难面前，社会学又有所发展，必须有新的名称来表示这种发展。比方说，美国性社会学家采用的那种苦苦逼问的方法，可以叫做拷问社会学。再比方说，我们讨论过的那种把人打晕，给他装窃听器的方法，又可以叫做刑侦社会学。这样发展下去，社会学就会带上纳粹的气味，它的调查方法，带有希姆莱的味道；它的研究结果，带有戈培尔的味道。我以为这些味道并不好。相比之下，李银河所用的方法虽然土些，倒没有这些坏处。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很早就在中国出版了，因为选了家好的出版社（三联），所以能够不断重印。我手里这一本是95年底第4次印刷的，以后还有可能再印。这是本老书，但以新书的面目面市。这两年市面上好书不多，还出了些“说不”的破烂。相比之下我宁愿说说不新的《万历十五年》：旧的好书总比新的烂书好。

黄先生以明朝的万历十五年为横断面，剖开了中国的传统社会：这个社会虽然表面上尊卑有序，实际上是乱糟糟的。书里有这么个例子：有一天北京城里哄传说皇上要午朝了，所有的官员（这可是一大群人）赶紧都赶到城市的中心，挤在一起像个骡马大集，把皇宫的正门堵了个严严实实，但这件事皇上自己都不知道，把他气得要撒癔症。假如哪天早上你推门出去，看到外面楼道上挤满了人，都说是你找来的，但你自己不知道有这么回事，你也要冒火，何况是皇上。他老人家一怒之下罚了大家的俸银──这也没有什么，反正大家都有外快。再比方说，中国当时军队很多，机构重叠，当官的很威武，当兵的也不少，手里也都有家伙，但都是些废物。极少数的倭寇登了陆，就能席卷半个中国。黄先生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方面来考察，到处都是乱糟糟；偏偏明朝理学盛行，很会摆排场，高调也唱得很好。用儒学的标准来看，万历年间不能说是初级阶段，得说是高级阶段，但国家的事办得却是最不好，要不然也不会被区区几个八旗兵亡掉。由此得出一个结论说，仅靠儒家的思想管理一个国家是不够的，还得有点别的；中国必须从一个靠尊卑有序来管理的国家，过渡到靠数目字来管理的国家。

我不是要和黄先生扳杠，若说中国用数字来管理就会有前途，这个想法未免太过天真──数数谁不会呢。大跃进时亩产三十万斤粮，这不是数目字吗？用这种数字来管理，比没有数字更糟，这是因为数字可以是假的，尤其是阿拉伯数字，在后面添起0来太方便，让人看了打怵。万历年间的人不识数吗？既知用原则去管理社会不行，为什么不用数字来管？

黄先生又说，中国儒家的原则本意是善良的，很可以作道德的根基，但在治理国家时，宗旨的善良不能弥补制度的粗疏。这话我相信后半句，不信前半句。我有个例子可以证明它行不通。这例子的主要人物是我的岳母，一个极慈爱的老太太。次要人物是我：我是我丈母娘的女婿，用老话来说，我是她老人家的“半子”──当然不是下围棋时说的半个子，是指半个儿子──她对我有权威，我对她有感情，这是不言而喻的。我家的卫生间没有挂镜子，因为是水泥墙，钉不进钉子。有一天老太太到我们家来，拿来了一面镜子和一根钉子，说道：拿锤子来，你把钉子钉进墙里，把镜子挂上。我一看这钉子，又粗又钝。除非用she钉枪来发she，决钉不进墙里──实际上这就是这钉子的正确用途。细心考虑了一下，我对岳母解释道：妈，你看这水泥，又硬又脆，差不多和玻璃一样。我呢，您是知道的，不是一支she钉枪，肯定不能把它一下打进墙里，要打很多下，水泥还能不碎吗？结果肯定是把墙凿个坑，钉子也钉不上──我说得够清楚的了吧？老太太听了瞪我一眼道：我给你买了钉子，又这么大老远给你送来，你连试都不试？我当然无话可说。过了一会儿，地上落满了水泥碎块，墙上出现了很多浅坑。老太太满意了，说道：不钉了，去吃饭。结果是我家浴室的墙就此变了麻子，成了感情和权威的牺牲品。过些时候，遇到我的大舅子，才知道他家卫生间也是水泥墙，上面也有很多坑，也是用钝钉子钉出来的；他不愿毁坏自己的墙，但更不愿伤害老太太的感情。按儒家的标准，我岳母对待我们符合仁的要求，我们对待我岳母也符合仁的标准，结果在墙上打了些窟窿。假设她连我的pc机也管起来，这东西肯定是在破烂市上也卖不出去，我连吃饭的家伙都没有了。善良要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所以让我去选择道德的根基，我愿选实事求是。